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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后面的工兵连，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这个连的指战员严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结果光着身子流着泪跑了回来。
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对侵袭采取不予理睬和不还击的态度。刚从冕宁监狱中被解放的彝民，走在红军队伍的前面当翻译，说明红军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绝不会与彝族人为敌。此时，沽鸡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在双方形成对峙时，小叶丹乘马赶到前沿。红军发现这人装束不一般，便经翻译向他喊话，得到的回答是同意会谈。
小叶丹首先同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萧华席地而坐，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想借道而过。他看到红军解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纪律又很严明，便本着“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基”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愿意结盟是为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并不想介入彝族内部冲突。当小叶丹提出愿与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兄弟时，萧华马上回去报告。刘伯承为了团结彝族同胞，确保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定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
歃血盟誓，小叶丹成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长
5月22日，在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红军先遣队人员和众多彝胞参加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小叶丹还拿来一只公鸡在湖边宰杀，两人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仪式完成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
，小叶丹也将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当晚，刘伯承在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小叶丹叔侄一行。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伯承建议，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小叶丹至死都珍藏着这面旗帜，解放后由他的妻子交给了人民政府，捐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人护送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红军强行军，在三天时间内全部通过彝区。指战员们快步行军时，路边彝胞一片欢呼，出现了歌中所唱的“兄弟民族夹道迎”的动人场面。一些彝胞看到红军如此善待少数民族，还参加了队伍，有的人还一直走到陕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拍下了几个彝族红军战士的镜头。
参加红军的一部分彝族战士
快速通过彝族地区，抢出三天改写历史
“彝海结盟”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刘伯承曾回顾历史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这三天时间，真是改写了历史。
对于红军先遣队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彝区，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高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同刘伯承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泽东也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四川解放后，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曾嘱咐要尽快找到小叶丹，并说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可惜，小叶丹已于1941年在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后来，政府安排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等职务，他每次去北京都被刘伯承接到家招待并以兄弟相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央还特别批准将小叶丹的孙子和外孙保送上大学，不忘旧情。
【点评】丰碑屹立影响深远
“泸沽的铁苗多又多，不及红军的队伍多。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
多年来，关于彝海结盟的歌谣一直在大凉山传唱，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盟誓的铜雕像如今也矗立在西昌市中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红军总参谋长与彝族头人能顺利结盟，并非幸运之神偶然光顾，而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地区运用所取得的第一个突出成果。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后来北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长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历史丰碑，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变成革命种子之谜
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驻扎的康区甘孜县城里，正在召开有16个县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建立起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破天荒地在旗帜上冠以“自治”之名。在会上，多德被推举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达活佛和头人夏格刀登等担任了副主席。一个贫苦出身的瘦高个藏族“娃子（农奴）”扎喜旺徐也成为大会代表。
不怕“杀”的“娃子”当上了民族代表
扎喜旺徐这位藏族领导干部的名字，在全国解放开展藏区工作时才在国内报纸上出现。然而他的照片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便随着《西行漫记》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夏天到陕北采访时，曾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这位藏族红军战士，就是在甘孜参军的扎喜旺徐。
在康区新龙县当过14年“娃子”的扎喜旺徐，一贫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越过雪山进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藏区时，当地反动头人进行恐吓宣传，土司和许多藏民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藏西躲。扎喜旺徐却没跑，他说此时的想法是：“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红军进驻甘孜后，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据他回忆，有一个当官模样又挺和蔼的红军走来，通过翻译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并询问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就被这种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感动，于是尽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个干部见他衣服破烂，马上又给了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让他把一个红布条子挂在胸前去参加筹备建立政权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此时扎喜旺徐不懂汉语，后来才知道，那块红布条上面写着“民族代表”四个字。接待他的那位干部，就是随四方面军南下的总部地方工作部长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省长）。红军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是参加红军的一部分藏族战士，左起：孟特尔、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沙纳
多年后，扎喜旺徐回忆：“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红军一起工作后，他很快有了觉悟，很爽快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当了红军的扎喜旺徐马上受领了一项任务，就是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红军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院。他到处向藏胞宣传自己的亲眼所见，劝大家赶快回家。扎喜旺徐还找到躲藏起来的格达活佛，以很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