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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
放弃贵州到四川去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马上又面临着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在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黎平召开会议。图为黎平会议旧址意见，中央改变了到湘西落脚的计划，预定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想像出入很大，贵州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却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人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又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难以得到发展。于是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局委员陈云领导了整编。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走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银和文件。
通过这次整编，全军完成了轻装，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这样才有了后来毛泽东指挥的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使命终完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鉴于博古很难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又不愿出任总负责，大家就拥戴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胸襟坦荡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但他在党内军内具有崇高威望，会议后的中央负责人也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事实上使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负总责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当时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任命要经国际批准。直至1933年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次全会和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有国际代表参加或经国际批准。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样大的变化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政治局扩大会，只有一个外国人李德到场，他不仅不是代表，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这一批判，恰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照搬教条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了。
中共中央独立解决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已经能够成熟地处理国内问题，不需要国际代表来发号施令；二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过去中共中央设在瑞金的电台功率小，同莫斯科的联络要经过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收报后再转发莫斯科。红军从江西出发时，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这一坏事恰恰也变成了好事，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决心自己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并非政治局成员的主要军事指挥人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像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杨尚昆、董振堂等军团首长都参加了会议。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是小范围讨论，到会讨论者还有不少缺乏军事知识。遵义会议扩大吸收了许多部队首长参加，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
【点评】思想解放历史选择
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推举毛泽东来领导全党全军，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思想解放。中共中央能自己通过斗争实践选择领袖，而不是由共产国际指定，这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体现。
随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领导红军走出了危境，并且开启了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带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最后又取得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五章 南下还是北进（1）
——两河口会议之谜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1935年6月，跋涉八省险阻的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同刚刚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而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欢呼雀跃，尤其是中央红军更是激动万分，马上唱出了一首新编的歌。
在广大指战员表达兴奋之情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却同张国焘就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就此在两河口、黑水芦花、沙窝、毛儿盖连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一座座藏式木楼或寺堂成了激烈争论的场所。
南下还是北进，在当时成为争执的焦点。
两大主力没了落脚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转战部队大幅减员，总数已不足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刚退出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服装整齐，显得兵强马壮。
自1931年春天起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军力强，又以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自居，看不起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张国焘见到周恩来，首先询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在遵义时还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不仅不服从中央的决定，反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主张要中央接受。
5月间中央红军经过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已将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甩在后面。中央在会理会议上决定尽快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实现遵义会议提出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中央入川时致电张国焘，只要求派兵接应，然而他却在4月间让红四方面军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西进开始长征。
中央领导人同张国焘见面后，便问他为何放弃川陕苏区。张国焘回答，那里已经是一块拧干了的柠檬。他的意思是根据地内财力已经枯竭，青壮年也动员光了。其实最根本原因是他想向西部逃避国民党的进攻。这样，红一、四方面军都处于无后方状态，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就成了当务之急。
1935年6月26日，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大会（中央红军此时又改称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会，张国焘也来参加。会后，中央政治局在当地的一个喇嘛寺内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便是“到什么地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分析了当地情况，认为人口少且多属少数民族，扩大红军很困难。东面成都盆地附近又集中了国民党川军和中央军主力，“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上甘肃”，然后向陕西发展，四川现有地区可作为游击区。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都认为，两军会师后可以迎来革命新高潮，“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张国焘却一心避战，提出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若照此实施，红军将进入荒凉的绝地。尽管中央一再说服，张国焘却消极对抗，还依仗实力伸手要权，南下或北上一时成了争执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