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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 “我们一出门，你就赶紧去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我来过了。你给他们解释你没有办法报告得更快，这样就没事了……”
她十分吃惊地望着我，心里想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她感到轻松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们刚刚一出门，就看见她去打电话了。阿历克斯打量着我，满腹狐疑。也许，他也同那个妇女一样感到惊愕。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我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了解他们，”我对他说，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大好的下午……索赛街不会有很多人的，大多数人都在附近的咖啡店里……” 我没有弄错。解放后，我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当时别动队的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扰，很不乐意，晚了三个钟头才到达那里。于是，我给潘维茨写了第四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病了，决定退出活动。我又说“你可以继续‘大赌博’，我不来妨碍，条件是你不得再逮捕无辜的人。”
第二十九章 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1940年，德国人征用了库塞尔街威尔·皮卡德先生的一座私人公馆。征用的唯一理由是：威尔·皮卡德先生是犹太人。他的所有同教人的财产都给洗劫一空，整车卡整车卡地运到德国去，充实权贵中那些……艺术欣赏家的珍藏。戈林更是密切注视这些有组织的劫掠，并在赃物中，抽出适合他审美口味的那一部分。威尔·皮卡德收藏的画在法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引起了这些强盗的垂涎。但他那座楼并没有人住。
1944年4 月，潘维茨就在这里安了家。他感到这将是在巴黎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了。房屋的布置是紧跟潮流的。刽子手们感觉到他们的失败正在大踏步地逼近。在欧洲，被压迫的人民到处都在抬头。法国的抗敌活动骚扰着敌人。路卡出现了，同法国人民握手的招贴画却不见了，德国国防军楼房前面都布置了机枪，而法德友好团体却不再在元首的庇护下表演那种滑稽游行了。
这样，威尔·皮卡德的私人公馆，在别动队队长的操心下，给改造成堡垒。大门给一排路障堵塞了，只留下一个小门，是从屋子里面用电开关的。正面放上一挺机枪，各个侧面的安全保卫都加强了。德国国防军利用公馆左边的空地来停放汽车。为小心起见，车辆是从来不开进院内的。来客从这个新建的停车场下车，经过在隔墙打开的一个口子入内，从外面是看不见这里的。公馆的侧面，有一扇门，通往地窖，那里已改建为牢房。从前的画廊，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主意，给改成了行刑室。这儿恐怖代替了美感。1944年4 月，玛格丽特·芭尔扎和肯特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公馆诞生的。
潘维茨的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清楚地预示着结局快到了，巴黎即将苏醒，街上将会到处筑起路障。我同阿历克斯一起布置一个行动，在游击队一支队伍的支援下，到时堵截别动队的逃窜人员。阿历克斯那个组严密监视着公馆，拍摄了进进出出的人数以百计的照片。肯特和玛格丽特的外出，犯人的运送，黑雪铁龙汽车的来来往往都受到监视和纪录下来。有一个老犹太囚犯名叫勒维，给德国人当园丁，是他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巴黎解放时，堵住别动队，不让他们逃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将拦截他们。我们通过法国共产党，把计划通知了情报中心，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潘维茨的罪恶冒险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这个刽子手不愿跟着起火的船同归于尽。他的野心是设法为自己开脱，最好是为自己粉刷一番，因为他很清楚，他要向人类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一切痕迹，免得暴露他必须负责的暴行。
他给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诉情报中心说我逃跑了，发表了那大肆声张的公报，并发送给所有警察机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所作为了：但这就等于承认“红色乐队”的“大首长”已落在盖世太保手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
我现在想进一步谈谈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是怎样死的。这是在巴黎解放的前夕。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一天啊I ……我在想象中看见他们同无数人群共同欢呼胜利，涌到街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事件。
在漫长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