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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拉多几个极为重要的人员有联系。亏了肯特，杰林很了解瑞士小组的组织。但是，连续三次渗透尝试都失败了。
第一次，他利用一个特务，叫伊夫·拉莫，他以前的确认识拉多。拉莫见到了拉多，自荐参加工作，并吹嘘他在法国抗敌运动和肯特的组里有许许多多关系。拉多嗅到了是个圈套，便终止了会晤。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是派一个德国女特务去瑞士，冒名为维拉，阿克尔曼，她是“红色乐队”法国小组的一个密码员。
其实，在索科尔被捕后，我就把她调开了。我最初把她派到马赛肯特那里去，接着，由于有被捕的危险，又把她送到克勒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杰林从肯特那里得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他计划把她逮捕，然后隔离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认为那个德国女特务，冒她的名，就可以容易地打入拉多的情报网。只需告诉情报中心：说，由于安全起见，把她派到瑞士去了，这就行了。从表面看，这个计划很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再一次对付这种打击。
我告诉杰林说；“这个特务马上就会被识破。肯特说只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不错，可惜她就在日内瓦……”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也落了空。维拉藏在中央山岳她的村子里，一直等到战争结束。
第三个计划是肯特制定的，办法是派一个信使给拉多的左右手阿历山大·富特。杰林向我打听过去这类接头是怎样进行的。我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以致第一次会晤时，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忆录里‘叙述说：情报中心通知他有危险，并命令他不要再答应其他的会晤，要注意不让德国的使者跟踪他，来查清他的地址。此外，杰林指示他的特务交给他要会晤的那个人一本大书，是用橙黄色十分显眼的纸包着的。书里面，密码电报就偷偷地放在两页粘着的书页中间。这个特务应要求把电报发给情报中心，并同他的对话人约定新的会晤。这种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来，证明他从来不曾担负过真正的任务。的确，必须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才会在战时让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密码电报越过边界。这些电报又藏在这样一本古怪的书里，即使最麻痹的边防军也会加以注意的。
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胶卷，藏在衣服里面递送的。另外，正象我在前面说过那样，没有一个稍为有点头脑的人竟然会如此荒唐，想规定一个接头，而不需要介绍。所有这些怪事合起来，使富特给这个拙劣的使者吃一顿闭门羹。这个家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后，情报中心给肯特发了封电报，对于派去的信使是个盖世太保特务，表示惊讶。杰林设法挽回面子，解释说，真正的信使被捕了。盖世太保派出一个特务，冒名顶替。
利用“红色乐队”打入拉多情报网的企图接二连三失败了，但是在瑞士进行的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席伦堡亲自负责对付拉多情报网的事。经过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后，他居然把一个特务打进去。这个特务引诱一个在“三红”电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码员露丝。不久，一对名叫马雄的夫妇，冒充苏联的老谍报人员，麻痹我们的瑞士朋友，给柏林拍发了关于情报网如何工作的情报。最后席伦堡对瑞士的情报机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逼它解散整个拉多组织。
这些交涉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继续给莫斯科拍发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是从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那里得来的。
杰林还碰到别的障碍，那就是“红色乐队”的经费问题。
在人员被捕之前，商业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报网所需费用，莫斯科无需筹款维持。由于杰林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承认这两家公司已落入敌人控制下，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经费了。
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曾有机会向杰休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使他大大出丑。我劝他先从比利时和荷兰做起，并要求先给温策尔一笔钱。于是，从保加利亚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这正好是他刚刚逃跑之后。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
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
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 月1 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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