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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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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第八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巴勒斯坦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我全都认识,后来在清党中销声匿迹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惨痛的考验。
  大家还记得,在1929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给巴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布尔什维化加上阿拉伯化”。因为巴共领导都是犹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的老战友,比尔曼、列青斯基、本·叶胡达、梅耶·库伯曼,一个接一个,都被清算掉了。我特别要提大卫·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后来派去近东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成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样,召回莫斯科以后,重新被派去罗马尼亚。接着便禁止他再离开俄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话,他当了比亚蒂哥尔斯基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农业问题。他对这一行当然完全是外行。当然罗,组织上想的只不过是要结束他的性命,结束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性命。所以,内行,外行,本无所谓。这位老革命,在我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法认识。他已经被压垮,但对于事态发展认识很清,所以如同缓刑犯人一般,只在苟延残喘。
  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很清醒。他说:“我的父亲被控为反革命。……”
  接着,我朋友的儿子电被捕了,借口是他参加过一个藻杀斯大林的集团,审问他的人要他承认他父亲是个奸细。他不肯,于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死在那儿。大卫的兄弟曾和我一道办过报,也被捕了。
  大卫的妻子玛丽亚,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里。
  艾是教育部副部长,觉得一家人随时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两三点钟不睡觉,等候人来找他们。这样搞下去,玛丽亚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经出了问题,通夜睡不着觉,尽在满屋子跑,还要嚎叫;“天哪,天哪,咱们能不能加道,到底为什么给抓起来!”
  这是他再也不会知道的了。有一天,蒙蒙亮,他被逮走了,从此掉进了漫漫黑夜,影踪全无了。
  战后,我遇见玛丽亚,已经老态龙钟,老象用手撑拒什么。这个动作大概在她被审讯以后,一直没能摆脱。不然就抱紧一个破旧的口袋,这里面尽是照片,过去的纪念品都是她从家破人亡的时刻抢救在手的。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几个儿子,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关于巴共党员的苦难遭遇,我还有其他消息。索妮亚.拉仁斯卡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人很聪明,也很活跃,入狱后发了疯。艾佛拉伊木·列钦斯基,巴共中委,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导青年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带他去审讯,总把一个刚刚审讯完毕的人推进他的牢房。
  这人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已经动弹不得。这是内政部惯用的一种手段,旨在吓唬即将要提审的人。
  审讯人员向他嚎叫说:“怎么样?瞧见了吧?这家伙已经成了什么模样?要不要照样来处置你?”
  列钦斯基吃不消这样的讹诈。他也发了疯,在牢房里,从这堵墙跑向那堵墙,脑袋撞着墙,不住声地叫唤:“我还忘了谁呀?我还忘了谁呀?”
  巴共中央委员全搞光了,只剩下里斯特和克诺索夫两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去苏联。还有一个约瑟夫·伯格。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周历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余生。总的来说,巴共党员干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来人逃脱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十年,以色列共产党才为斯大林清党案中被害的领导人平反昭雪。
  苏联的镇压潮流也波及犹太族人,他们和旁的少数民族一样,受害惨重。本来,十月革命深深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尊重苏联犹太族人的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我们以此而自豪。我还记得,刚到苏联,那是在1932年,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享有某些权利。犹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气象蓬勃。我访问过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各地区,犹太语是官方的语言,犹语报刊办得十分兴旺。日报有五六份,外加一些周刊,在全国发行。几十位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学设有犹太文学讲座。
  我在经济领域观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亚犹太族聚居的地区,集体农庄搞得不错。他们利用靠近滨海游息区大种蔬菜,卖给游客。犹太人如果愿意归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里,犹太人生活,工作,爱好,都丝毫不受限制。社会上没有任何歧视大学里也不把犹太人编号。跟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进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分配到《真理报》的犹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犹太作家参加编辑,在优秀的新闻记者莫什·李特瓦科夫的领导下工作。
  我负责“党的生活”栏,自己写文章,有时也写社论。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会计主任,他对我说:“你的钱,你打算还让它在我那儿睡多久哇?”
  “什么钱?工资我月月都领呀。”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你的文章奖金。”
  第二天,他交给我—笔钱,比工资多得多。
  这只是编辑部规矩,不是列宁主张的“工人工资”。
  每星期,中央委员会开会,由莫斯科各报社派代表参加。有几次,我们报馆主笔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会议,中央新闻局局长斯德茨基宣称,要给我们传达一份重要的通报。
  他说:“我应该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亲自采取的一项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对他的个人崇拜。每一篇文章开头结尾,都引他一段语录。他很不乐意这么搞,而且他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集体的歌颂信件,由数以万汁的公民签名,送到报馆登载,其实都是各级党组织搞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街坊,都规定定额,非出多少签名不可。我奉命告诉诸位,斯大林同志一点也不欣赏这种做法,并且要求别再这么搞。”
  这话使我十分震动,回去便向主笔汇报。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这能有几个星期的搞头……”
  “怎么您不相信吗?”
  “别着急,等着瞧嘛。”
  过了三个星期,我又代表报社去开会。斯德茨基又传达一个中央的决定:“政治局很理解斯大林同志出于真心的希望,不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局不同意这样的谦虚。在我们国步维艰的时刻,斯大林同志掌舵有方!必须感谢他,并且恭贺他克服困难,完成大业。新闻界理应竭尽全力,反复强调斯大林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我又向李特瓦科夫作了汇报。他坦然不以为奇,并且告诉我说:“听我说,我在三星期前就告诉你,这样的指示,寿命长不了。斯大林早已料到,政治局一定会来这一套的。但是他又一定要新闻工作者正确体会到他的谦虚的诚意。”
  李特瓦科夫完全意识到,革命已经陷入怎样一种发展过程。交给他的工作,他一定搞好。一句话,业务上他一丝不苟。但这并不影响他正视现实,爱讲的时候,便开门见山。我记得在1935年,他曾请撰文快手拉狄克为十月国庆号写一篇文章。
  拉狄克不用说,写好文章,寄到报社……李特瓦科夫当时的音容,至今天仍宛在我眼前。他看罢文稿,冷冷的说:“咱们的报纸绝对不登这样的狗屁!”
  文章连篇累牍,歌颂斯大林的功德……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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