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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Ｉ”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