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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匡胤使出这一手，稳稳地把禁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消除了重新出现部下篡夺皇位的隐患，走出了五代十国帝王频频更替的怪圈。
杯酒释了兵权，赵匡胤还没完全放下心。他知道，地方上的节度使权力还十分大，唐朝藩镇作乱，就是个教训。公元969年，王彦超等几个老资格节度使进京朝见皇上，他如法炮制，又在酒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是国家的元老重臣，长久在外，担负的责任很重，公务太繁忙了，我实在对不起你们，无法优待你们这些老臣。”
王彦超一听就懂了，连忙说：“我本就没什么功劳，却受到陛下恩宠。现在年纪大了，该回家养老了，请陛下恩准。”有两个节度使不识时务，还要夸耀自己的功劳，赵匡胤冷冷地回答他们：“从前那些事，还提它干什么？”第二天，赵匡胤客客气气把王彦超送回家养老；而那两个夸功的，被罢免了节度使。赵匡胤找了两个闲散的官职让他们当，留在京城居住，实际上被严严地看管住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驯服了以前的老战友，这些手段均为近攻。
与近攻同时，赵匡胤十分善于也十分注重远交。他很注意发现人才，起用了很多没有资历但很有才学的人担当重任。
陈桥兵变时，陈桥守门官忠于后周，闭门防守，不放赵军通过。赵军改走封邱，封邱守官开门放行。赵匡胤当皇帝后，杀了封邱守门官，起用了陈桥守门官。
一次赵宴请群臣，翰林学士王著喝醉了酒，当众痛哭后周故主。有人上奏说应当严惩。赵说：“在世宗时，我和他同为朝臣。一个书生，哭哭故主，没有什么问题，让他哭吧！”王著什么事也没有。
一次，赵匡胤乘驾出游，突然，有人向他射来一箭，正中黄龙旗。禁卫军大惊，有人上奏追捕杀手。赵说：“谢谢他教我箭法。”下令不准禁卫追捕射箭人。
赵匡胤的近攻，有效地抑制了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势力的不良发展；远交则网罗了大批人才，导致宽松的政治气氛与社会环境，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赵匡胤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这个局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也算是他控局有道吧。
控局之道内紧外松制造烟雾
《三十六计》中有“瞒天过海”之计，就是利用行为定势、情绪定势和思维定势，回避矛盾，绕开困难，游刃有余地处理问题的智慧。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反复刺激会造成感官上的麻痹和思想上的懈怠。兵家常利用这种懈怠，以假乱真，给敌人以错觉，就掩盖住真实的军事动机，从而能够获得出其不意的制胜效果。
在风险叵测的政治斗争中，巧妙隐藏自己，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近代史上的蔡锷就是这样蒙骗袁世凯，得以脱身的。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随后，又积极进行毁灭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成果、阴谋恢复帝制的勾当。
袁世凯一系列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革命派在内的强烈反抗。但他仍然一意孤行，顽固推行其反革命策略。
为了保证称帝阴谋得逞，袁世凯一面叫自己的儿子袁克定训练所谓“模范军”，加强自己的武装实力；一面则调遣部队加强上海、南京一线的防卫；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暗杀手段翦除“异己”，只要是被他所怀疑的人，都在其暗算之列。一时间，暗杀事件迭起，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志士一个个都倒在刺客的枪口之下。袁世凯满以为，采取这些措施便可以镇慑人心，为自己称帝扫清道路了。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他的种种罪恶行径只能更加暴露其反革命嘴脸，激发人们用各种方式与他进行前仆后继的抗争。
却说这时有一位人物也被袁世凯列为怀疑对象之中，他就是前云南都督蔡锷。蔡锷从云南卸任奉调入京，便一直为袁世凯所密切注意，尽管他表面上对蔡优礼有加。每天袁都要将蔡召入总统府中磋商“要政”，其实是有意加以考查和约束，防他生变。蔡锷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深知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便尽力收敛锋芒，不露声色。每次与袁交谈都装作呆钝无知。一再表示自己年轻望浅，阅历不深，除军事上略知一二外，其余都茫昧无知，不识大体。袁世凯多次向他问难，蔡锷便多次装作失言，所答非所问，弄得袁世凯虽然对他极不放心，却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听从左右心腹的意见，对蔡暂时实行收买政策，一次又一次给蔡锷封官，又是高等军事顾问兼政治会议议员及约法议员，又是将军府将军，又是陆海军统帅处成员，又是全国经界局督办，还被选为参议院参政，等等。袁世凯以为把这一大堆桂冠戴在蔡锷头上，也许可以稳住他的心了。而蔡锷呢？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始终不露声色，无论袁世凯封他什么官，都随来随受，得了一官也不表现出十分欣喜，添了一职，也从不推辞，搞得袁世凯也有些莫明其妙了，但他打定主意，还是要对蔡进一步考查。
一天，袁世凯又在总统府召见蔡锷。这次见面，袁世凯开门见山便谈起了恢复帝制的事，并问蔡锷的意见。蔡锷听了，立即离座起身说道：我起先是赞成共和的，但见到南方二次兵变，才知道我国确实是不能没有皇帝啊！前一段时间，因为担心别人说闲话，未便开口，今天您有这个想法，那真是好极了，我首先表示赞成！袁世凯听了蔡锷这番话，有如醍醐灌顶，心里舒服极了。但转念又想，蔡锷说的是真心话吗！仍然有些不放心。便又探问道：你既然早有这个想法，可前次赣宁起事，你为什么却想出面调解呢？蔡锷见袁世凯问起了前事，便支吾答道：“彼一时，此一时，那时我还在云南，离北京很远、长江一带，多是民党势力，我有点投鼠忌器，才不得不作点姿态呀！失言之处，还请您多多包涵！”袁世凯听了蔡锷的这番解释，也觉得无懈可击，随便扯了几句，便端茶送客了。
离开总统府时，蔡锷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心想：亏得自己临机应变才遮掩过去，好危险哪！想着自己现在羁身虎口，险象环生，真悔恨不该来北京，又带来了家眷，真不啻是自投罗网，如今要想一个人脱逃也不可能了。回到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又想出一个主意。
自从袁世凯在总统府与蔡锷摊牌要推行帝制后，蔡锷凡是遇到帝制派人物，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等，一概都与他们握手言欢，表示亲昵，还同他们组织了一个“消闲会”，每当公务之暇，便凑拢在一起，饮酒谈天，闹着闹着，连六君子、十三太保也觉得过去对蔡锷有误会，是错怪了“好”人。他们在闲谈中，少不得还要谈起女人，说到北京妓女谁谁好，特别是谈起名妓小凤仙如何有姿色，有风韵，更是眉飞色舞。蔡锷听到这些，心想：如果自己装作一个浪荡公子，成天寻花问柳，或许更能消除袁世凯的疑心，从中找到某种脱身之路哩！于是他便扮成一个大商人到云吉班去会小风仙。谁知小凤仙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性，她与蔡锷初次相会便一见倾心，并且猜出了蔡锷为并非等闲之辈，更是钦佩不已。这样，蔡锷便经常出入云吉班与小风仙相会，连一切公务都搁置不理了。
有人把这事告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非但不生气，还笑着说：“松坡（蔡锷的号）果真乐此不疲，我也就高枕无忧了。”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命令他的密探继续跟踪，蔡锷每天的行止都要向总统府报告。蔡锷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索性花天酒地，闹个不休，并且故意对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说，想要购置一栋公馆，以便“金屋藏娇”。真是假戏真做，越演越像了。这时，蔡锷又与夫人商议，再搞了一个“苦肉计”，就是夫人对蔡锷在外面胡混很为不满，成天寻着蔡锷吵闹，连家里的东西也打毁了不少；蔡锷一气之下，拳脚交加，把一个好端端的夫人打得鼻青脸肿，还坚决表示要与夫人离婚；夫人不甘受辱，连夜收拾行装，带着佣人回了老家。
蔡锷“赶”走了夫人，剩下只身一人，免除了后顾之忧。于是，有一天他趁人不备，到邮局给云南唐继尧、任可澄拍去一个密电，说是“帝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