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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朝廷一开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谈判中只有退让一种选择，以至于每当日方以罢谈回国相威胁时，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委曲求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鸿章主持洋务多年，是当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谈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谙于国际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觉，对策失误，损伤国体，且贻大患于将来。
起初，对日本的三条，清廷的态度是，撤军一事可以商量，对其他两条则断然予以拒绝。在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之全权大臣时，即明确电示：“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在谈判开始后亦曾电示：“朝鲜防营并无错误，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中日兵均有伤亡，两毋庸议90。”在谈判相持不下时，伊藤每每以罢谈回国为要挟。4月7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绝赔恤日本商民而“词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谈不妥即要罢谈返日。其实，中方同意谈判撤军问题，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达到，他是绝不会退出谈判的。但李鸿章却沉不住气了，担心谈判破裂，引发战争，故于次日向清廷建议：“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捭得转场而固和局。”李认为，“日人最贪小利”，而“即使加恩优恤，谅不过数万元91。”总署遂于10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回电同意以朝鲜名义“酌加抚恤”，而“此项银两可由中国发给朝鲜暂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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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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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国际外交并无公理可言，本质上是强权政治；若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没有是非可言；但在国际公法上，却有是非可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关国体，决非银钱之类的小事。赔偿日本人即意味着责任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不谙国际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双方集中谈判撤军问题。在伊藤答应日本同时撤兵之后，谈判进展顺利，李鸿章不知是高兴还是为了表现泱泱大国的宽厚通达，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个大议论，预先说明。我知道贵国现在无侵占朝鲜之意，以后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是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全都应当派兵救护。因为朝鲜关系我两国，是紧要的藩篱，不得不加以顾虑。目前无事，姑且讨论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闻言大喜过望，原想迫使清军撤兵已属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诺双方共同保护朝鲜（由此，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为中日双方共同的保护国），遂立刻表态：“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93。”次日，双方谈判和约，中方副使吴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94。”日方则坚决反对此款，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款，核心是两国共管朝鲜。由于争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谈判为威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于15日（旧历三月初一）电示李鸿章再作让步：“撤兵可以允许，永不派兵不可允许。……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若干语句下面，添加‘两国遇有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后，于当日与伊藤举行第六次谈判，商定条约三款内容。吴大翨的第四款被改为：“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相互行文通知照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对于日方要求惩处驻朝清军将领一事，李鸿章也答应“戒饬”、“查处”，并以照会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获全胜，而清廷认为以不多的让步消弥了争端，也自觉满意。
外交争端，无论如何小事，均关系一国之尊严与责任。伊藤以竹添复信为由无理纠缠，企图把事变责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应予以严厉驳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责任。吴大翨、续昌根据在朝鲜查办时了解到的事实据理批驳竹添的谎言，伊藤实已理屈辞穷，落了下风。而李鸿章以为可以变通处理，所谓“戒饬”、“查实处理”等等不过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样文章而已。孰不知见诸文字后，就如答应赔偿一样，意味着清军有肇事之责，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变的真正祸首——竹添则安然于事外，实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败。可笑的是，李鸿章对以“戒饬”代“惩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颇为得意，把它比喻为“犹如人家子弟与邻舍口角，其父兄出面为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观伊藤，对于竹添擅自发动政变之责，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谈判中却一口咬定竹添无错处，无责任。只是条约签订，照会发布之后，方在宴会中略为表态：“伊藤私下也认为是竹添不对，说回国后即另派妥当人员前往充任驻朝鲜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职的意思98。”李鸿章谓伊藤“貌似平和，内甚狡黠”，诚是也。
伊藤所要求惩处的清军将领主要是指袁世凯，而如上所述，李鸿章立意要保护的也是袁世凯。但为何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当时谈判的文献中，并无袁的名字呢？笔者以为，一是李等根本否认争端由我方挑起，自然也就无所谓责任和惩处问题；二是，伊藤可能明指袁为祸首，但李为防万一，在向总署报告谈判情况时，故意略去袁的名字不提。何以见得？这可求证于袁保龄当时给在老家避风的袁世凯的书信：“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口舌，此节自是可感。”袁保龄在致李之亲信幕僚章晴笙的信中也表示：“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彻心骨99。”
甲申军事的胜利功在袁世凯，外交的失败过在清廷和李鸿章不谙公法，梁启超曾对《天津条约》第三款（即朝鲜有内乱，双方无论谁派兵都须预先通知对方）的谬误评论如下：
此项条约款对两国的限制好象很平等，然而日本不过不能马上得到其所想要得到的而已，我方则把原来既有的权利丧失殆尽了。就好象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与客人都不能随便使唤这个仆人。客人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我；我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客人。天津条约，正类似于此。总之，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己认可不是我们的属国；天津条约，使我们认可朝鲜不是我们的属国。因为江华湾条约，明确了朝鲜与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属国，朝鲜自然也非他人之属国；天津条约，明确了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然可以把朝鲜视为我们的属国，日本自然也可以把朝鲜视为他们的属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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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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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袁世凯回项城省亲时中日交涉的大概，也是袁不久返回朝鲜时所要面对的新的政治局面。随着清军的撤出，他将不再有可指挥之兵，而失去军事的后盾，单凭外交战场上的纵横捭阖来维护清廷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能力将面临新的、更为困难的考验。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2金允植，当时任朝鲜外署（即外交部）督办，是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与袁世凯私交极好；尹泰骏，当时任朝鲜新军后营使（指挥官），“东道西器派”重要成员，甲申政变中被开化派杀害；闵泳翊，闵妃后党重要成员，甲申政变时被开化派砍伤，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后因参与王室自立活动而与袁反目。
3宪听，下属对上司的尊称，如宪台、上宪等。
4伊于胡底，成语，意思是：到何种地步为止。
5竹添进一郎，原任日本驻仁川领事，壬午事变后担任驻朝公使，是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甲申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政变失败后逃回日本。
6薛斐尔，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也是朝鲜自立的幕后支持者。
7《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六卷，第15—16页。
8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有“江南名士”之称。1876年在浦口入吴长庆幕府，“治机要文书”，直至1884年吴病逝于奉天金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