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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女战神”（Bellona）．虽然由于参谋人员会议尚未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彼此也尚未达成明确的协议，但我深信在基本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无疑是一致的。
同时，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也可看出，美国人日益倾向于西西里岛，而不是撒丁岛。金海军上将甚至说如果决定进攻西西里岛，他可以找到必要的护航舰只。
地中海战局已因沙漠集团军的节节胜利而显然改观。已经到达此间的亚历山大，在总统于15日召开的会议上清晰、准确、充满信心地叙述了他的进展与意图，给所有到会的人士以极良好的印象。他希望能在26日攻占的黎波里，到3月中能用六师之众进攻马雷特防线。较少数的师可以及早调动。
因此，加上安德森的四个师，我们可以期望，将有第一集团军及第八集团军的十个师英军，可供进行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最后决战之用。
由于届时美国在突尼斯的兵力至多不会超过两个师，而且法军配备不良，英军在此战场将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目前正已在进行中的争夺的黎波里的战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并且清理的黎波里海港也并不费事，沙漠集团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到突尼斯战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英军增援人数之众多，显然将使我们在最高统帅部有更大发言权。昨天晚上，我根据帝国总参谋长的意见，提议在适当时机，应以亚历山大来补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之缺，因为克拉克已被任命为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官了；总统对此提议反应良好。如任命一名英国将领来统率全突尼斯的部队，可能会与法国人发生龃龉，而这样做，就可不致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能在此间会晤，并且亚历山大将军也能参加这次会议，诚属幸事。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对斯法克斯发动一次极为大胆、果敢的进攻，因为他想据守该地，并部分仰仗马耳他供应他的给养。这一战役显然必须与亚历山大的进攻行动一致，否则正当沙漠集团军在的黎波里按兵不动，重新补给汽油、给养、并且需要仰仗港口的情况之际，在斯法克斯的美军将要受到德军的猛攻。
因此我把亚历山大与艾森豪威尔拉在一起，他们两人不论是单独举行会谈，或是与帝国总参谋长及马歇尔一起举行会谈时，都相处得非常好。其结果是他们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并约定在必要时互相拜访。艾森豪威尔如释重负，因为他认识到亚历山大的部队很快就可到达，并且是拥有十分雄厚的力量，而且，他现在已不再是孤军作战来维持局面，而是能够利用一支的确相当强大的联合兵力来作战了。这四个人一致认为，在突尼斯，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一定可操胜券。
我个人对于局势这样发展感到极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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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总统均未出席参谋人员会议，但是他们每天都把整个会议情况报告给我们，我们每天也和我们自己的军官商谈。
会上的分歧倒并不是英美两国之间的分歧，而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联合计划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我个人坚信，下一目标应为西西里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是联合计划委员会，还有蒙巴顿勋爵，却认为应当舍西西里岛而先打撒丁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前三个月；蒙巴顿极力向霍普金斯以及其他人游说这项意见。我一直坚持己见，并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我的坚强后盾，坚持先打西西里岛。联合计划委员会彬彬有礼但顽固地说，这在8月30日以前是办不到的。这时我便亲自同他们一起核算了一下数字，然后，总统与我便下令，将进攻之日期定在7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或者如有可能，是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结果，空降部队于7月9日晚间出动，7月10日早上开始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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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举行会议的1月份里，驻英国的美国空军部队司令埃克将军要求谒见我。我们讨论了美国人的用装甲飞行堡垒对德国进行白昼轰炸的计划。我个人对此法颇抱怀疑。我当时对花那么多功夫在白昼轰炸上感到可惜，并仍然认为如果美国人集中全力进行夜间轰炸，将远较白昼轰炸所投的炸弹为多，并且由于有科学的方法，会逐渐做到十分准确，像我们后来已做到的那样。我把这几点告诉了埃克，他知道我的看法，并且深感不安。他极其诚恳动人地为用飞行堡垒进行白昼轰炸作辩护，他指出，已为此在英国作了多么浩大的准备工作——把许多飞行堡垒中队由美国调来，聚集人力、物资、零件等，而且，飞机场现在也终于准备好了。
我在回答时指出，眼下已经是1943年初了。美国人参战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一直就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军，可是到现在为止，从没有用他们的白昼轰炸方法对德国投过一颗炸弹，大概只有那么一次，在英国战斗机的掩护下，曾进行了一次为时甚短的白昼轰炸。去年，在华盛顿，我们就上了当，还以为不出四五个月，美国飞机一定会向德国投掷大量的炸弹，结果是耗费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一颗炸弹也不见掷下去。
但是，埃克却巧妙而固执地为自己辩护。他说，诚然，他们的确还没有给德国人以打击，但是只要再容他们以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一定投入战斗，而且规模有增无减。
鉴于美国为这件事已经耗费了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时他们又是如此地不肯割爱，我决定支持埃克和他的主张，因此我便转了一百八十度，撤回了我反对用空中堡垒进行白昼轰炸的所有意见。这使他大为高兴，因为他担心，他的政府对白昼轰炸方法的信心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强了。在1942年下半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庞大的部署和工作，竟不见任何成果，甚至连一颗炸弹都没有对德国掷过，这也的确是太说不过去了。当时部署在东英吉利的，绝不下于两万人和五百架飞机，但是看来一直毫无动静。不过，当我改变立场，对原来穷追到底的那个致命问题不再追究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美方的计划从此没有遭到英方的批评。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并且不久就收到了成果。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如果当初他们把钱花在夜间轰炸上的话，对德国轰炸的高潮原可早日到来，埃克将军事后曾多次表示，我在飞行堡垒即将大显身手之际，及时拯救了它们，使之不为美国政府所放弃。如果此话属实的话，那么我之救了它们，只是因为我消极地不再反对它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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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产生了戴高乐的问题。我在当时很希望他到卡萨布兰卡来，总统基本上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并且还请总统发电邀请戴高乐前来。这位将军十分傲慢，数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于是我就叫艾登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甚至对他说，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将力主由别人来接替他那设在伦敦的法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总统的那位公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那本书里把这段事情描叙得非常出奇。他在该书中仓促地记下了他在饭桌上听到的心腹话。他原是由他父亲带去吃饭的。他似乎在暗示，总统怀疑我在力阻戴高乐前来，并且反对叫他来；其实，我是在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他前来。这种无稽之谈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下列的电报当可永远驳斥这种无稽之谈。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18日
若你认为相宜，请将我下列电报转交戴高乐。〔开头〕我受权通知你，邀请你前来此地的是美国总统和我本人。
吉罗将军已经到达此地，他只带了两名参谋军官，他现在正在等待你前来，我尚未将你拒绝前来一事告诉他。我认为如果你坚持拒绝的话，其结果将对你和你所领导的运动不利。首先，我们即将就北非问题作出安排，我们极愿就此问题与你磋商，但如迫不得已，就必须在你缺席的情形下作出安排。英国及美国将支持此种安排。
我认为，你拒绝出席拟议中之会晤一事，将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恰好成为对你指责的最好的话柄。如果你现在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最近的将来你希望被邀请访问美国一事，自然也化为泡影。我为弥合你所领导的运动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而作的努力亦将显然失败。在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之际，我显然无法再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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