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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房杜的得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夺嫡之功，因为史书上对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具体谋议记载甚少，找不到二人过多的事迹。
唐朝史家柳芳和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他们认为这是房杜有让人之德。即如《新唐书》引用柳芳所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就是说，在夺嫡问题上房杜功劳很大却不居功自傲；在直言进谏上他们甘于在魏徵、王之后；在带兵打仗上他们辅助李靖、李世两位大将；在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总是为大局为集体利益着想，因此他们的个人事迹才不显，也因此他们才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房杜二人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人才，特别是房玄龄知人善任，又能容人。可这种说法还是忽略了他们在贞观朝的政策制定、政务处理上的作用。
房杜最终成为公认的本朝贤相，确是因为在贞观时期的政权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国家选贤才（1）
要真正了解房杜二人有什么贡献，还需要从他们担任的职务说起。
太宗即位后，就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贞观二年（628），杜如晦除本官外又兼任侍中及吏部尚书，仍总管东宫兵马。
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
其中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之职。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二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
本朝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有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以及尚书省统领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帮助皇帝起草诏令。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对政事初步批复的公文）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尚书令的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以前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本朝的宰相。
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房杜二人作为宰相，当然参与政事堂会议，商量各类军国大事。他们协助太宗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工作。
贞观初年，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也要不断完善。魏徵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房、杜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一日下朝之后，他将房玄龄召到便殿。
“玄龄，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事。”
“请陛下吩咐。”
“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此言甚有道理。朝廷官员关键在于量才授职，而不在于人多。如果用的人合适，人员少也能办理各项事务；如果用的人不合适，再多也像在地上画饼，能看不能吃。目前国家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应当并省官员，随才授任。这样国家方能治理好啊。”
房玄龄答道：“陛下说的很对啊。国家草创时，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大量任命官员，而且授官手续还十分简单。这样势必会造成官员良莠不齐。臣觉得不仅要并省官员，还要通过具体规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才是。”
太宗赞赏说：“卿言之有理。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臣一定尽力。”房玄龄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回到府第，杜如晦已经等候多时了。
“有大任务了吧？”杜如晦一见房玄龄的神情，就猜到几分。
“并省官员，唉！人事调整，最是难办。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裁汰冗官已经是很棘手的问题了，还一定会涉及到太原功臣和秦府旧人，阻力可想而知啊。”
“陛下决心很大，只要于国家有利，定会获得支持的。我看你可以大胆放手去干。”杜如晦也明白其中的困难，但他还是充满了希望。
“为人臣子，自当尽力。”房玄龄轻轻但是坚定地说。
事情的进行并不顺利，如房玄龄所料，各种力量在阻碍着他。不过太宗的意见最为重要，房玄龄想明确地知道这位初登皇位的天子到底有什么意见。他去面见太宗。
为国家选贤才（2）
“玄龄，朕吩咐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陛下，臣正在进行。原来秦府中许多旧人，因为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有很多怨言。他们纷纷议论，说那些前东宫和齐府的人都任官了，自己怎么反被排斥在外。”
太宗听了，便问房玄龄：“卿看此事如何处理？”
房玄龄心有所想，却答：“但听陛下吩咐。”
“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选贤才正是为了安百姓，为百姓谋福利。所以应当问的只有才能是否胜任，而不是新人旧人。并非朕不念旧情，可是如果单以私情为标准衡量，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
一席话铿锵有力，字字珠玑。
言罢太宗看着房玄龄。房玄龄也看着太宗，心中无限欣慰。他原来担心玄武门的阴影会影响这位自信的少年，会令李世民缺少包容和公正，不能走上治国的正常轨道。现在来看，这已不成问题。
想及此处，房玄龄拜倒，长长说了一句：“臣明白陛下的意思了。”很久未起。
太宗上前拉起房玄龄，“任务很重，卿要多多费心。”
君臣二人都微微一笑。
最后房玄龄等人定京官文武共643人，裁汰了一批官员，大大精简了中央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房玄龄还编写了《唐律·职制》，对各种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作出了法律上的制约。比如，规定指出：诸官都有法定的员数。如果主管人置员过限或者不应置而置，多置一人杖一百，多三人罪再加一等，多十人徒二年。这样就有效防止了人员超编。同时，律文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办公出错等现象规定了惩罚的条款。而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严格实施，贞观初年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与魏徵同样也讨论过选任官员的问题。
当太宗提出要为官择人，不可滥进之后，魏徵则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想得到英才，必须认真察访他的言行。如果知道此人品行端正，那即使他办事能力不足，也不会有什么大害。但如果误用品行不好的恶人，危害可就大了。在乱世，用人只求他有才，可以不管品行；但是现在太平之世，就一定要才德兼备才行。”
魏徵提出的是一个用人原则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说具体怎么操作。而房玄龄则是制度的具体制定者和落实人。魏徵与房、杜的不同由此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确定了官员的人数，规定了每个职务的责任，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要真正做到“官在得人”这一原则，还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不同的官职。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由此可知，为国选才，也是房杜二人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唐朝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的选授不经过考试，是由宰相提名后，皇帝批准的。六品以下官的选授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