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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50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1949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1949年而中断。应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6〉（p。25）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1949年10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20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年代前，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50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10〉（p。xi）
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0〉（p。xii ）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10〉（p。xii ）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1〉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11〉（p。68…69）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2〉和过分的琐碎。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3〉还有人认为，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叙述就是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4〉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12〉（序言p。1）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注释：
〈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2〉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3〉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3〉〈4〉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7〉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8〉《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甘阳。《编者前言》，载傤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11〉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转引自萧功勤。《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页下注：
p。57注1，美国柯伟林教授在《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