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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巨额财产和许多实验室，并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在纽约就有一个。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以前都不曾听说过。4月份，俄克拉荷马市睦拉荷联邦大楼发生爆炸事件；最初对该事件是伊斯兰教徒所为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爆炸实施者是美国的反政府极端分子泰莫斯·麦克维和泰瑞·尼古拉斯。克林顿总统建议修改他的早期建议，增加对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和电子监控授权，要求对爆炸物标示可追踪的标志，并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及地方警察提供大批新资金。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签发一个秘密指令，即39号总统决定指令，说美国应该“阻止、击败和猛烈地反击我国领土内和针对我们公民的恐怖分子袭击”。称恐怖主义既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又是一种犯罪。该指令还给各个机构分派了责任。受到东京事件的警告，克林顿总统把准备侦察涉及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恐怖主义并对其作出反应作为自己的职员和所有机构最为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
在1995年和1996年期间，克林顿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以拒绝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难所。随着反恐任务的增多，他为联邦调查局解决了大笔经费预算。对于中央情报局，他基本停止了资金的削减并支持补充反恐拨款的要求。
当他在1996年连任后宣布新的国家安全队伍时，克林顿总统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面临的几个挑战中的首当其冲的挑战。1998年，受到本·拉丹的“圣战宣言”及其他警告之后，克林顿总统接受了国家安全顾问塞穆尔·桑迪·伯杰的一个建议；给克拉克任命了一个新的国家协调员职位，负责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怖主义。他发布了两个总统决定指令，即第62号和第63号，建立在第39号总统决定指令对各机构分配的任务的基础上，布置了10个反恐怖主义方案领域，至少在纸面上加强了对克拉克负责监督这些任务执行的授权。尤其是因为司法部长雷诺的关系，这项新的权力被用精确的和限制性的语言确定下来。克拉克只是提供有关预算的建议，并为采取行动而协调制定部门之间一致同意的方针。
当遇到与其有关的问题时，克拉克也被授予了一个内阁级部长委员会席位，这对于一个白宫职员而言已经是非常不一般的一步了。他的跨机构团体——国家安全小组，一般是向由低于内阁级的官员组成的次长委员会报告工作，除非伯杰要求他们直接向部长报告。第63号总统补充指令确定了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并考虑了保护的种种办法。总之，这两个指令基本安排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事务，让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他机构在克拉克和伯杰的联手指挥下负责国外的恐怖主义行动。
1998年5月，在海军学院的另一次毕业典礼致词中，总统解释了这一新的安排及他的考虑。他说：
第一，我们将采用新的统一的方式来加强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打击：抓捕恐怖分子，不管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消灭恐怖分子在海外的避难所；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应来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内外的恐怖主义袭击。第二，我们将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来侦察、阻止和防御对我们的关键性基础设施、我们的电力设施、供水系统、警察机构、消防、医疗机构、空中交通控制系统、金融机构、电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等的袭击。第三，我们将采取共同的努力，阻止生物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并且在这些恐怖的武器万一被无赖国家、恐怖分子团体或者一个国际犯罪组织等释放时保护我们的人民。最后，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平民百姓免受生物武器的袭击。
很明显，总统对恐怖主义的担心在不断地增长，这种强化了的顾虑在1999年初变得更加明显。当他在国家科学院作演讲时表达了他的内心忧虑，如果美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有力的计算机武器的恐怖分子的袭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章 反恐怖主义的发展国会内的适应与不适应（1）
自从合众国建立以来，还几乎没有发生过像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那么激烈的争议。在制宪会议上，合众国缔造者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但是又要监督它的权力。他们故意模糊某些权力，以便在有关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针方面为国会和总统留下斗争的空间。
最严重的问题集中在总统是否需要国会的授权来发起战争。这一争议的目前状况是认可总统部署军事力量发动小规模的有限制的行动，虽然不像对大规模的无限度的军事行动那样要征得明确授权，但是，也至少需要有国会的支持。
这种演变是重要的，因为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在本·拉丹对我们挑起战争后并没有选择对本·拉丹宣战，并不公开承认这个宣战。直到“9·11”事件之后他们才要求国会的授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会对国家安全的监督发生了最实质性的改变。1946年的国会重组法案建立了现代武装部队委员会，今天它具有很大的权力。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创新是，建立了参众议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它被认为有利于核威慑能力发展，同时也被批评掌握了太多有关执行机构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撤销了，因为国会为了回应丘奇和派克对滥用权力的调查，正在进行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改革。1977年，参议院和众议院建立了几个专门委员会来对执行机构的情报行动事务行使监督职能。
情报委员会
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关情报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均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它们的权力有限。它们并不具有控制情报机构的绝对权力。拨款问题由拨款委员会最后决定。武装部队委员会对国防部内的情报机构行使管辖权（而由参议院管辖中央情报局）。因此，情报预算基金的增加或减少直接取决于国防开支。
法律要求总统确保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完全和及时地了解美国的情报活动。委员会允许中央情报局在一定程度上留置信息以便保护情报源、情报获取方法和情报行动。中央情报局必须将总统授权的秘密行动的结果和通知备忘录汇报给情报委员会，并且必须要对它的失败情况作详细说明。委员会将开展其重要的工作，举行秘密听证会或者听取简要汇报。在这些听证和汇报中可以保留机密级以上的安全材料。
情报委员会的成员的任期是有限的，每个议会都对此作了限制。许多成员认为这种限制不利于委员会的成员们发挥必要的专长来开展有效的监督。
保密虽然是必要的，但也有碍于监督。情报机构的整个预算，就像它的大多数行动一样，是保密的。这样一来，情报委员会不可能利用民主政体的最好的监督制度——公开地揭露，这就使得它们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国会监督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经常是在调查记者和监督组织的刺激下实施行动。
冷战后时代政策的调整
1991年，冷战意想不到地快速结束了，这对对外政策和政府内外的国家安全机构造成了重创。虽然有人批评情报机构没有预测到前苏联的解体（并以此为由建议大力裁减情报机构），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即不必再为维持一个应付前苏联挑战的安全机制而背上沉重的负担；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即不断增长的不安全性。在许多方面，情报机构还面临着许多没有准备好应对的威胁和情报挑战。
情报监督委员会也是这样。新的数字化技术和对影像以及反对旧系统的持续能力要求，意味着需要在卫星系统上花费更多的人力。除此之外，当我们的对手从公共渠道中了解到我们的情报机构正在做什么时，否认和欺骗变得更加有效。存在许多对情报机构全面改革的建议，例如，由参议员鲍伦和麦柯克迪提出的建议。该建议说，国会对于机构中的“软肋”仍然没有采取什么弥补措施。
随着冷战的结束，情报机构因“阿梅斯间谍丑闻”而动荡。一个相继由前任国防部长莱斯·亚斯品和哈罗德·布朗领导的总统委员会审查了情报机构的将来。在它提出建议要求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缺乏对情报机构人事和预算的控制权力后，情报委员会在1996年着手通过立法来弥补这个问题。
国防部和它的国会授权委员会反对这种改革建议。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不积极支持这种改革。1996年发生了相对小的改革，即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