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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务卿成为了重要的人物，但是国务院的职能继续受到削弱。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财力被其他部门超过了，并且国会和总统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对其财政预算也几乎不予支持。
正如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理事会，国务院也有强调实地工作胜过华盛顿的工作的传统。但是，甚至是大使们也经常发现所在国政府不但通过它们自己在华盛顿的使馆与美国政府联系，而且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站点或者一个国防随员开展工作。大使馆已经逐渐地被强大的军区司令员替代，不再向五角大楼报告工作。
反恐怖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务院制定反恐政策。它通过官方渠道与推测的恐怖主义背后的政府进行沟通。而且，因为这段时期的恐怖主义事件经常以谈判的方式结束，因此，大使或者其他使馆官员成为合乎逻辑的代表美国利益的人。
保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外交成果的连贯性是一个连续的挑战。1976年，在国会的指导下，国务院将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的协调者提升到了与助理国务卿同等的职位。作为一名“全权的大使”，该官员试图增加政府内反恐事务的透明度，并且帮助在政府机构中统一美国政策的执行。1979～1981年的长期危机中，53名美国人在德黑兰的美国使馆被劫持作为人质，该危机结束了国务院在反恐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从卡特总统的武断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主持工作后，协调员这一职能就在白宫被保留下来。
里根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提倡美国实施积极的打击恐怖主义政策，他经常建议动用军事力量。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反对舒尔茨，但后者对温伯格并没有表示反对，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国务院内。虽然舒尔茨通过相继任命保罗·布莱默和罗伯特·奥克莉为协调员来提高反恐协调工作的地位和透明度，但是两个在国务院外事局中拥有高等职位的高级职业大使继续被区域局所主导，对区域局而言，恐怖主义不是第一关心的问题。
舒尔茨之后的国务卿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较少的个人兴趣。只有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计划将恐怖主义事务合并入一个新成立的、也负责处理麻醉品和犯罪的机构，但遭到国会的阻止。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时的协调员告诉调查委员会，他的工作在国务院里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他的地位受到争议，并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强烈支持1998年8月对本·拉丹的打击，在“9·11”事件之前，国务院在反恐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经常是属于警戒性的。这现实地反映了反恐的首要任务只是美国政府更宽泛的对外政策目标中的一环。
不应该忘记的是，国务院在世界各地的领事官员们都不断地受到恐怖主义问题的挑战，因为他们负责处理去美国的旅行签证。当发现奥马尔·阿布戴尔·拉赫曼，即盲人谢克来去自由之后，国务院对其监视人员名单和签证办理程序政策进行了重大的改革。1993年，国会通过立法允许国务院保留签证手续费，用于边界安全建设；后来国务院使用这些费用来将恐怖分子的监视人员名单全部自动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务院还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实时的关于签证、执法和监视表信息以及“9·11”事件之后的边界筛选系统的重心的电子数据库。但是，正如后边所见，该系统仍然有许多漏洞。
国防部
在联邦机构中，国防部规模庞大。国防部是一个帝国，它每年的预算超过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国防部是半民用、半军事化的。国防部负责民用部分的部长在总统的领导下有最终的控制权。在统一的军用部分中，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得到了联合参谋部的支持。联合参谋部又可分为——J—2（负责情报）、J—3（负责行动）等部分。
因为各个部门的使命不同，需要和要求其集中精力做的工作也就不同，又因为各个部门有着自己漫长而骄傲的历史传统，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经常对自己在战斗中的作用和任务、对经费预算和领导职位存在激烈的争斗。但是两方面的进展减弱了这种竞争。
第一方面的进展是1986年国会通过，其中规定晋升到高一级的军职要求有一定期限的不同部门经历或者联合指挥部任职（如复合服务）。该法案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减弱了高级军官对其各自服务部门的忠诚，并促使他们对各个军事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但是，这也削弱了提供给总统的军事建议和军事行动的多样性。金水——尼古法案被一些人作为在联邦机构的其他部门中，尤其是在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中作为减弱竞争、增强合作的范例而得到应用。
第二方面相关的进展是，计划和指挥责任从情报部门的长官和工作人员向华盛顿以外的联合指挥部发生重大转移，尤其是那些战略部队和在以下4个地区的部队指挥部：欧洲、太平洋、中部和南部。这些指挥部的职位成了雄心勃勃的军官们的荣誉任职，以上5个指挥部司令员的意见与那些情报部门领导的意见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第三章 反恐怖主义的发展国务院和国防部内的适应与不适应（2）
反恐怖主义
五角大楼最初关注恐怖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人质事件的结果。在1976年6月，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劫持了一架法国飞机并在乌干达的南部城市恩德培着陆，劫持105位以色列人和其他犹太人作为人质。一支以色列特遣队突击了该架飞机，杀死了所有的恐怖主义者，营救了除1人以外的所有人质。1977年10月，原联邦德国的一支特遣队以相类似的方法处理了停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停机坪的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每个恐怖分子都被击毙，所有人质安全返回。白宫、国会议员以及新闻媒体质问五角大楼，是否作好了采取类似行动的准备？五角大楼的回答是：还没有做好准备。陆军立即着手创建三角洲特遣队，其中的一个任务是营救人质。
对三角洲特遣队的第一次考验结果并不理想。1980年4月，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当海军直升机载着海军陆战队飞行员飞到一个命名为“沙漠一号”的地方，即离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南约200英里的地方，与载着三角洲特遣队队员和新鲜燃料的空军飞机集合。并不大的沙漠风暴却摧毁了3架直升机，于是，指挥官命令取消该次任务。但是，地面的恶劣天气导致损失了8架飞机、5个飞行员及3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该次行动的失败被人们纪念为“沙漠一号”行动，给武装部队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促成了后来通过金水—尼古通道法案。
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对海军陆战队进行大屠杀。里根总统下令迅速从黎巴嫩撤回美国军队——这次撤军后来被“圣战分子”常常引为美国软弱的证据。经过详细的调查制定的一系列新程序成为驻外军队的日常生活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许多防御性措施，包括不但要提防陌生汽车、卡车，而且要当心头顶的不明飞机。“武力保护”成为当时对国防部的重要呼声。
10年后，军事基地的另一次经历引起了人们对“沙漠一号”行动与贝鲁特撤军的反思。老布什总统授权动用美国军事力量保证对饱受战争摧残的索马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种族间的派系斗争干扰了援助任务的完成。直到1993年秋季，美国指挥官推断，主要的干扰因素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法雷·埃迪德的军阀。为了抓捕穆罕默德，一支特遣队对摩加迪沙发动了突击。在长夜作战中，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73名美军士兵受伤，18人被杀害，全世界电视屏幕上播放了欢快的索马里人在大街上拉拖着美国士兵的尸体的场面。在国会的压力下，克林顿总统下令从索马里撤军。“黑鹰坠落”和“沙漠一号”成为美国军队中的一个象征，成为一个暗号性术语，意指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压倒一切的兵力和明确的任务而滥用军队的风险。
在1995~1996年间，国防部开始研究如何处理可能发生的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内恐怖主义事件。1997年开始讨论设立本土防卫国内指挥部，1999年联合参谋部又提出建立国内统一指挥部的新想法。但是，国会否决了这个提议。相反，国防部在弗吉尼亚诺福克建立了联合部队司令部，由其负责对国内的突发事件作出军事反应，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突发事件。
根据南·鲁格·多米迪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