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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此案有牵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特委会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虽然没有掌握实据，但汪精卫决心倒胡，蒋介石予以帮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汉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进行搜查，给胡汉民来个猝不及防。胡汉民知道形势对他不利，感到“无地安身”，先被带到蒋介石的住宅，随后转移到黄埔看管起来。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胡汉民放出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暂派他到苏联“考察”。汪、蒋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个别谈话，鲍罗廷说：“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怀疑胡先生，这是没有的事。不过因此，也不宜在广东，如到苏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于是，胡汉民于９月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恺案”逼走许崇智。蒋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粤军，排斥一已不合的粤军将领的意图。廖仲恺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就私交而言，蒋介石与许崇智不说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说两人有深交，蒋在粤军中任职虽受到粤籍人排斥，但却一直受到许的信任和偏袒，两人曾结拜为弟兄。许是有恩于蒋的，这蒋介石心知肚明。蒋介石并非是不讲人情之人，但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寻机搞掉许崇智。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委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部，同时派人送自己的亲笔信给许崇智，历数他的“罪状”，劝他放弃职务，暂离广东。许给汪精卫打电话，汪复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辞本兼各职，当时乘船离开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评析：
借题发挥是文人墨官们常用的伎俩，蒋介石如同一些资深政客一样，把其移植到官场，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达到极致。
他通过廖仲恺案，借题作自己的政治文章，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问题上，与其说是给汪精卫一个顺风人情，倒不如说是为自己挤走了一个重量级的政敌；逼走许崇智不仅搞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粤军，加重了军权的分量。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姿态，从东江回广州，在庆祝元旦和国民党二大召开的２０万人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跃居到第二位，与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蒋在廖案上借题发挥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难怪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不过诈成必以诈损，蒋介石借题发挥，暂时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多，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于政界，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太明显，但其副作用是潜在的、长效的，渐进似的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发政治地震，蒋介石后来几次被政敌联合倒阁，与此不无关系。
博篇第26节 挑起迁都之争（1）
当政治形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时，主动挑起争端，借机发难，使局势发生逆转，是权谋家常用的应变举措。蒋介石也曾使用这种伎俩，１９２７年的“迁都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的决定。１２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１２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以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负责。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挑起迁都之争，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本来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地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９月，从武汉致电谭延辏А⒄啪步疲骸拔洳撕螅校ń猿疲┘葱肴脍M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会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中央曾议决过。这是由张静江、谭延辏г诠阒葜鞒纸械摹＝槭肟阒莩鍪Ρ狈ナ保烧啪步砉竦持醒氤Ｎ裎被嶂飨费雨＇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前者是蒋的铁哥们，后者的政治倾向往蒋介石这一方倾斜，且没有多大政治主见，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他们都唯蒋之马首是瞻。在接到蒋的迁都电后，即于１０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但是会议经过讨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拥护者急转成迁都武昌的坚决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