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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帐。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第七章 崩溃崩溃（3）
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而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佘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