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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
无论谁醉谁醒，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其家世背景、个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为人处事，相差实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后的那些种种是非冲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冥冥之中，也许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们身上展开。
大约在文宗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开成时期，京城中流行着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是因为这些文字并非是传统上的宏文大著，其内容似乎都是些离奇的故事，有的竟还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这些东西时人或称为“传奇”，与古代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颇为流行。特别是那些应进士试的举子，都很喜欢写这类东西，因为这种体裁很适合表现才气，投献给名公贵卿，更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才华的印象。
但这次流行的几篇“传奇”，其内容却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篇的题目为“霍小玉传”，说得是一位轻薄无行的士人与一个歌伎始乱终弃的故事。本来这倒也平常，关键是文中的主角却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唤作“李益”，这就令人兴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进士，早先一直在各地军府任职，德宗时入朝，官至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并在当年去世。这个李君虞诗名早著，人虽已故，可他的诗篇仍为时人吟唱不绝，比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回乐蜂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甚至被谱入弦管，为天下人传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声誉却不大好，他从小就有个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妾，那简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当时有一种传闻，说他为防闲妻妾而“散灰扃户”，成为时人笑柄，甚至还闹到了朝廷公议的地步。不过，这篇传奇上说他“重色”、“负心”，大家似乎还闻所未闻。
有人说这篇《霍小玉传》出自蒋防之手，说是他在长庆初年专门写给他的恩公李绅、元稹的，也有人说此文本就是蒋防在长庆四年（公元824）遭贬后的刻意詈毁之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是当年极端反对李吉甫、又是与李逢吉亲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绅又与令狐楚关系恶劣，假如此文确乃蒋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难知道了。
当然这些念头在读这篇传奇的人的脑海里一闪就过去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李益的无行，像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样兴趣盎然。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作者无所顾忌，读者就更无必要为死者讳了。
另外一篇更绝。
这篇东西题为《周秦行记》，是一个人自叙其传奇般经历的游记。说的是其人在贞元中进士落第，归途中，走到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朝薄太后庙，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并与汉高祖戚夫人、南齐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杨氏相遇，最后由汉王嫱也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寝、春风一度的故事。整篇内容荒诞不经，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处描写却骇人听闻。
文中写道：在薄太后给作者引荐杨太真妃子后，太后问及当今天子是谁，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道：“沈婆儿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论其他，单就这种语气就让人惊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称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儿”？这种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举，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谁都知道当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陷入胡贼之手，最后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后来曾数度寻访，均无下落。而文中却以曾作胡人妇的王嫱“侍寝”，作者这种用意极其恶毒的影射，亦让人心惊不已。这篇文字是谁的手笔，竟有这么大的胆子？！
卷端赫然题着撰者姓名：牛僧孺！
人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怀疑，最终一致认为，这东西绝不会是僧孺所作。原因太简单了，尽管人们都知道牛僧孺好写传奇故事，也曾作过一部《玄怪录》，但他绝不会如此愚蠢无知，弄出这么个东西，把自己置于死地。这肯定是有人假托，借以诋毁诬陷牛僧孺。这篇《周秦行记》还传到了文宗手里，连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里至于会称德宗为‘沈婆儿’呢！”
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何人的杰作。
其实不光是现在这个时期有这些怪诞的传奇故事在流传，早些时候，这种文字也层出不穷，内容大体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虚乌有之人把一些不经的行为写出来示众，可像这篇《周秦行记》公开詈毁之作，大家却是第一次看到。
人们茶余饭后，读事猜旨，虽也不无乐趣，但是仔细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讦的现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若是没有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对立，也就不会在朝廷政治中产生派系之分，两种派别既然相互斗争，文学便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5）
四
过了好多年，还有不少人争论着一个问题：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者皆为朋党？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