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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3）
三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