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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份，勇而有谋的李光颜在一个叫“时曲”的小地方成功地击溃了淮西军，终于得以给叛军形成了压力。吴元济眼见单靠自己一方孤镇难以抵挡，便求救于成德和淄青。
王承宗和李师道与淮西在对抗朝廷这一利害上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假如淮西一旦失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们却暂时还不能公开与其站到一起以致引火烧身，只是数度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能得到皇上的回应，在日益严峻的态势面前，二人暗地里都是心怀鬼胎。
淄青的李师道颇似他的祖父李正己，为人极其狡诈。一直都有人传言他好养死士，手下聚集着无数的亡命之徒。不过，大家都没有充足的证据。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人京奏事。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始。
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座骑，赶往大明宫上朝。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同时全城戒严，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二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岂可因一将失利，遽议罢兵！”皇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裴度庆幸皇上主意坚决之余，却也忧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对淮西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朝廷前后参加会战的兵马共九万人，然而却久攻不下，仓禀耗空，民多无食，局面已相当艰难；另一方面，讨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计十万余人，战线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遥远，供应线过长，已到了战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罢河北行营。
帝国到了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罢战，并不是不能够做到，但这样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帝国又将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同意；但如果继续征战，就必须速战速决，一举克复最弱小的淮西，然后借以稍作喘息，再集中优势解决成德和淄青。这已经是摆在帝国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如何完成这一重责呢？
皇上对宰相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李逢吉长叹：“师老财竭，势难奏功。还是下决心罢兵休战吧！”
裴度沉吟不语。在皇上的催问下，他用低缓而坚决地声调所答非所问地说：“微臣请求去前线督战。”
天子大喜，急切地问：“贤卿真有此意？”
裴度道：“臣与此贼不共戴天！臣反复玩味吴元济的上表，觉得贼兵已经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前线诸将不齐心、不尽力才不得取胜。臣赴行营督战，将领必担心臣此举是前来抢功，势必奋勇争先而破敌。”
元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