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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光亚审查后，加了一个序言，作为一个完整的资料。对于这个资料，我的评价是起到了缩短我们研制时间的作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这次讲课之后，三位苏联专家就分头去各地参观。加夫里诺夫留在北京，他希望能看几个研究所，是霍广盛带他去的。涅金和马斯洛夫到了宝鸡，参观了几个炮厂，但宝鸡和太原没参观完，就把他招回来了。朱少华说，回来的时候，我问涅金参观的印象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你们的制造技术真不错，这是我们来之前没想到的。对于他们国内让他回去，他也觉得无可奈何，为什么叫我回去啊，我们事儿还没完呢。走之前他还和吴际霖讲，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商量。还商量什么呀，有时候吴副局长都有点儿烦了。当时涅金和他说到需要一个科学负责人和一个总工程师，对朱光亚来涅金是比较满意的。朱光亚到过美国，尤其是博士、教授啊，外国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觉得这个人可以。说到谁来当总工程师，吴际霖副局长回答说由他兼任。吴际霖原来是山东淄博铝厂厂长，1941年左右参加革命，在延安搞兵工厂，做土炸药。吴际霖的父亲当过县太爷之类的官，出身不是很好，那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刁难他，他就抬着棺材干了，意思是如果我贪污我进棺材，如果你污蔑我你进棺材，到这种程度。最后证明吴际霖是清白的，后来调到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当副院长，不久他又调到国务院三办，一直没离开这个事业，从北京到草原，一直到死。这个涅金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只是对我说，吴自己说要当总工程师，这怎么行啊，我不同意。你给我约一下子，我还要找他。以后，涅金确实又找了，说对前一个科学负责人我是满意的，而对于总工程师的人选，他问过吴际霖的经历，当面不好直说，只是说你当着副局长，行政事务就够忙了，这么重的任务，必须有个专职的总工程师。专家还具体提出这个总工程师必须是学机械的，要懂制造。他接下来就说，你这个搞手榴弹的怎么能搞原子弹？他说下次再来还要谈这个问题，来之前要解决，不解决的话下一步工作不好办，并且提出各个研究室的人员也要尽快配备。这些事情将来由加夫里诺夫来办。
以涅金为首的三人小组来到二机部九局，除了按照两国协议准备落实原子弹样品和资料来华后的相应事宜，他们还计划帮助九局把研制机构建立起来，并且拟定由三人小组中的加夫里诺夫留下来具体指导。在给中国二机部的几位领导讲了一次课之后，他们便分头去京内外的一些工厂和研究所参观考察。刚刚从原子能研究所过来的留美博士邓稼先和翻译霍广盛陪同加夫里诺夫走了几个地方。
霍广盛说，三位专家除了介绍情况外，还到各个研究所走了走。他们可能是想要了解了解中国的实力，加夫里诺夫开始准备做九局的顾问，他关心的问题就更多一些。邓稼先是7月初来的，在科学院办公厅当学术秘书，我们俩就一起陪着加夫里诺夫跑各个研究所。到力学所的时候，郭永怀是力学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郭老刚从美国回来，很有爱国热情。当时不是1958年大跃进嘛，他给加夫里诺夫介绍情况时，可能把我们的计划说的超前了些，加夫里诺夫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意思是你们还不会走就想跑了？我没有照这个意思翻，只把大体意思说了一下，郭永怀也不爱听。后来加夫里诺夫可能也觉得不大合适，就在汽车里跟我说，我这人比较直，你帮我解释一下。到房山的原子能所，开始接待我们的是彭桓武，后来钱三强出面，专家向钱三强副部长提出，要给九局以科研支援，调进一些有才干的科学工作者。钱三强想了一下说，有一个青年叫胡仁宇，正在苏联攻读研究生，他原是物理所一个很有希望的人员，目前正在北京休假，如果你们要他就别让他去苏联了。再一个是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叫陈小达，是一位首长的儿子，小时候就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按他的意见，是想搞理论，是否从事九局的事业，我们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小伙子人很实在，我们俩后来经常在一块儿，因为他中国话讲不利索，老是需要我来翻。参加劳动的时候，小达身体比较弱，挑东西经常把肩膀压的红肿红肿的。他性格比较内向，对大跃进有些看法，生活上工作上也不顺心，1962年卧轨自杀了。专家随后又提出想见一见朱光亚的要求，钱三强说今天是礼拜天，朱光亚回城里去了。加夫里洛夫是个办事认真，急性子的犹太血缘的俄罗斯人。他第二天上班，就急匆匆地向吴际霖讲401之行，并提出九局应当调朱光亚来工作的意见。朱光亚当时在原子能所二室做副主任，何泽慧是主任。吴头感到有些意外，问，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朱光亚，为什么对调他到九局这么感兴趣？加夫里洛夫解释说，朱光亚同志到过莫斯科，有一次达姆院士接见过他。在我临来北京时，达姆曾向我推荐过他，说你到中国去得找个助手，朱光亚是位年轻有才华的中国科学家。
第58节：第十五章 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4）
加夫里洛夫在9月初回国前，曾和邓稼先谈过一次话，说这次是回国休假，一个月后就回来。可惜，这位热情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一去不复返了。在他回去之前，涅金和马斯洛夫在宝鸡参观的时候，就奉大使馆之命，匆匆回了国。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的太多了。郭英会11月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见加夫里洛夫，苏方回复说，加夫里洛夫正在休假，不准备让他再去中国了，打算换一个人去。
1959年初，来了一位九局的顾问专家，叫列捷涅夫，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作哑巴和尚的专家。
三人小组全部被召回国，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要丢下手头特别要紧的工作而如此火速地离开北京，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出来，两个兄弟般的国家高层关系出了问题。因为就在他们来华的这段日子里，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一事，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秘密访问，时间是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这次来华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尤金大使在转达苏联意图时毛泽东发了火，赫鲁晓夫嫌尤金没有把事情说明白，便亲自跑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但这次会谈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两国首脑的心里都憋了气。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但是他们说不行。
舒世俊说，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半天，是赫鲁晓夫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笑笑的镜头，他们指着底下正接受检阅的部队，表情很轻松。我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觉得够了，就转到另外一边继续拍摄。但过了没多会儿，周总理叫我，让我快去，我赶紧拿起机器赶过去，见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板着脸，两个人非常严肃，我一边拍摄，一边听毛主席大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丰泽园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组中国古式建筑，大院里面套着几个小院。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见外宾。陈寰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我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我记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他们都参加了会谈，苏联方面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本来2号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一个是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舞蹈晚会，请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著名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我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在怀仁堂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这时，中央警卫局李树槐悄悄告诉我，说主席正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说话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