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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激动？
因为，在我的前生，老爸已经过世两年了。我们父子之间感情至深，老爸过世之后，我经常做梦梦见他老人家。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居然还能真的再见到老爸。而且是如此年轻帅气的老爸。何况我清楚记得，老爸是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死于心脏病突发，此番重生，我自然会早做防备，焉能让这个该死的“心脏病突发”再次轻而易举将老爸击倒？就算历史当真不可逆转，老爸依旧会在二零零七年过世，咱爷俩呆在一起的时间，那也还有三十年啊！
老天爷，您真是慷慨！
比较起来，能再和老爸重聚三十年，区区小学“五年铁窗”，算得什么？
我这一哭，倒将老爸和二姐三姐都搞愣了。
老爸连忙放下竹篮，一把将我抱过去，撩起衣服，开始检查我的身体。
看来老爸误会了，还以为我受了什么伤，哪里痛得厉害呢。倒也是，他老人家怎能想到如今这个儿子，是从二零零九年穿越回来的，论心理年龄，比他现在还大几岁呢。
我急忙止住眼泪，露出笑脸，说道：没事，真的没事。我是高兴的。”
老爸不理，仔细检查过后，确信我没受伤，这才长长吁了口气，笑眯眯地说：“小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饿了吧来吃饭。”
第四章 先知先觉
饭是白米饭，每人一大碗是炒腌罗卜条。
这已经很不错了，整个柳家山大队能吃白米饭的人家可不多。多数家庭都是吃红薯米饭。所谓红薯米饭，顾名思义，乃是掺杂了碎红薯粒的米饭。红薯米份量的多寡，要视各家的家底而定。家底厚一点的，红薯米掺得就少一些，家底薄一点的，红薯米掺得多。少数赤贫家庭，甚至有全吃红薯米的。
这也没办法，当时是大集体生产，稻米品种也没改良，产量很低。只能大量掺杂红薯。因为红薯产量高，虫害相对较少，比较容易获得丰收。许多年来，中国的农户，特别是南方的农户，就靠红薯来维持生计。
对我来说，这个饭菜不坏，很对口味。
刚刚穿越，记忆完全停留在二十一世纪。大鱼大肉的，也吃腻了。这么地道的腌罗卜条，还真不容易吃到。我端起碗，大口吃起来，边吃边望着老爸笑。
见我吃得香，老爸也很开心，摸摸我的头，掏出一支“飞鸽”牌香烟点燃。
一九七六年，能抽纸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农村的人，一般都抽烟卷，就是自家种烟自家烤制，用纸卷了烟丝来抽，俗称“喇叭筒”。出门才买包纸烟充门面，大都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或者一毛钱一包的“火炬”。“飞鸽”烟一毛八，算得是好烟了。老爸是国家工作人员，柳家山有头有脸的人物，抽个纸烟也应该。不过他每个月工资三十六块五毛，老妈的工资也大致差不多，要养四个孩子，还要孝敬外公外婆，开支不小。这个“飞鸽”烟也不能敞开了抽，在家的时候，有时还抽“喇叭筒”。
天怎么回来了？”
二姐边吃边问。
老爸是典型的慈父，在我前世的记忆中，他从未打过我们姐弟，骂也很少。姐弟几个都和老爸很贴心。
晚要到麻塘湾放电影。”
老爸是电影院的技师，专业是维修放映机与发电机。不过偶尔也需要下乡放电影。那个时候的农村，娱乐活动非常之少，只有看露天电影和唱地方戏两样。县里文工团人手有限，很少下乡唱戏。各个公社甚至大队倒都有自己的文工队，但是水平都十分业余，道具也异常缺乏，大革命期间又只准唱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那几个现段子，老百姓也有些腻了。比较起来，露天电影无论在下乡频率还是观赏质量方面都要远远高于地方戏。下乡的电影放映员也就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能人。
麻塘湾大队紧挨柳家山大队，向阳县电影放映管理站的调度人员和老爸关系不坏，凡有到柳家山临近几个大队的放映任务，都会安排老爸。算是公私兼顾。
麻塘湾？
我心中灵光一闪，模模糊糊的觉得有什么事情，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太好了里带我们去麻塘湾看电影。”
三姐欢呼起来。
老爸笑眯眯地点点头。
中国农村大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老爸却是个例外，对我们姐弟几个一般的喜爱。自然，我是幼子，得到的宠爱要更多一些。
“哎呀，柳老师来了。”
听声音，就知道是我的班主任袁老师（上了半天课，至少我已经搞清楚老师姓什么了）。
“袁老师。”
老爸笑呵呵地和她打招呼。
“柳老师，你这么叫，我怎么担当得起？你可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袁老师带着些夸张的神情说道。
嘿嘿，我猜得不错，袁老师果然是老爸的学生。
“呵呵，你如今是正式的老师了，有什么担当不起的？再说小俊还要你多费心呢。”
一说到小俊，袁老师立即两眼放光，如同捡到了宝贝。
“柳老师，不瞒你说，你家小俊绝对是个神童。一手毛笔字写得可漂亮了。”
老爸笑笑，只当是袁老师的随口奉承。这个小袁还是太年轻了啊，就算要奉承自己教子有方，也可以说些诸如聪明勤奋，认真听讲之类的话语。她偏要夸小俊毛笔字写得漂亮。练字可不是朝夕之功。自家儿子学会握毛笔也才几天呢，能写出什么花样来？
袁老师见老爸不置可否，还以为是老爸风格高，谦虚。
“柳老师，小俊真是个好苗子，不但毛笔字写得好，算术也很不错的。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也和你一样，是个国家工作人员呢。”
一九七六年那会，国家尚未恢复高考，大学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个相当遥远的概念。说小孩子长大以后能当上国家工作人员，那就是好得不得了的祝福了。袁老师自己，估计也还是个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差一大截。
说我算术好，老爸倒是很相信。
记得前世老爸就不止一次和我说过，我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便能计算一万以内的整数加减法。小学一年级的算术，对我来说，无论前世今生，都绝对是小儿科。
看着我们姐弟三个狼吞虎咽吃完饭，老爸又和袁老师聊了一会，这才收拾碗筷，念念不舍回去了。
下午三节课，我几乎都在想麻塘湾，到底有什么东西让我牵肠挂肚？好在无论我怎么走神，对于袁老师的任何提问，都能对答如流，倒也没有破坏留在她心目中的好印象。
临近放学时，我突然想了起来。
周先生！
麻塘湾的周先生，在我前世的记忆中，是咱们向阳县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周先生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因为前世没和他打过交道，有关周先生的事迹，都是从老辈人嘴里听来的。那是个大有学问的人，首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大革命前系N省省委党校的党史教授。
在我的前世，也就是二零零零年以后，教授才逐渐变得不大值钱的。至于在一九七六年，那绝对是大知识分子。想想看，连大学生都是他的弟子呢。
大革命期间，周先生被下放回家务农。可怜他一个教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产队的农活哪里在行？他身体不好，脾气又硬，不肯低头，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原先大队干部还可怜他，见他是个文化人，给他派了个记工分的轻松活。谁知他还不领情，大队干部更加不待见他，由得他自生自灭。整日吃了上顿没下顿，穿得也是破破烂烂，哪里有半点城里人的样子？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大家称呼他周先生的时候，也是戏谑的成分多于尊敬。
大革命结束，周先生平反恢复工作，不久之后，便担任了省委党校的副校长，享受正厅局级待遇。这还罢了，大革命前他教的许多学生都恢复了工作，成为各地县的领导干部。我们向阳县的县委书记，就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一九七六年，又有谁能预料，周癫子（客气的人当面称呼周先生，背后撇撇嘴叫声周癫子）竟然还会咸鱼翻生，跑回省城去当大官呢？早知道的话，当然要好好巴结人家一下了。
这个“早知道”很关键，碰巧我就是“早知道”的人。
真是早知三天事，富贵万万年。
这么大一个宝藏就摆在眼前，要我忍得住不去发掘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尽管等到我成年时，周先生差不多也该退休了。可是搭上这么一条线，总是有些好处的罢？具体有什么好处现在还不好说，总之多一个朋友绝对要比多一个敌人好。
被结识周先生的美好前景激励着，我一手拉着二姐一手拉着三姐，蹦蹦跳跳回到家中。
一见到老爸，我突然又意识到一个难题——怎么跟他说呢？
主动去结识周癫子，总得有一个理由。难不成我跟老爸说，这个周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