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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亿美元。其中特需占极大分量，约占日本国民所得4。35兆日元的一成，亦即5 000亿日元。
“美军特需”，包括美军的军需品、兵器的修理、基地的扩大建设及韩国的救济物资等，例如卡车、火车头等机械类，钢材、铜制品、水泥等建设资材，衣料、防寒等纺织品。上述物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大概有1 500亿日元的滞销品。朝鲜战争发生后，滞销品一扫而空，更以纤维品及金属类为中心，价格急速上升，在半年之间，上升率竟达90％。由于生产的扩大，矿工业生产在1950年10月突破战前的水准，翌年3月便超过30％，飞跃上升。这样，不但使企业利润、生产量及销售量急剧上升，而且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也随之上涨，连带地促使进口商品的涨价率增加，工资的上升率也步步提高。
3．再度崛起（3）
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繁荣”，一方面使产业的利润增大，另一方面亦使投资活动更加活跃。前者，除了食品工业的利益率增加之外，和直接特需有关的纺织工业等消费品的利润，也有增无减。利润增加的总额，约从1 300亿日元增加为3 100亿日元；后者，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亦从1 091亿日元增加到4 389亿日元，增加了约3倍。从产业类别来看，则以钢铁、煤炭、纤维、化学肥料、机械工业、运输、电力等设备投资的增加，最为显著。
“美军特需”就像一贴日本经济的“回生药”一样，直接把日本的生产部门搞活了，间接又扩大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同时，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50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 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剧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 174亿日元，一跃而为2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为6 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 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 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资金总额的60％。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 000亿日元，这个超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飞涨。
朝鲜战争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工矿业生产及重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其最大的特征有四个：第一，日本各企业的规模和朝鲜战争发生前相比，显著地扩大，企业的资本调动力，也大大地提高。结果，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额的增加，便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二，由于朝鲜战争特需的持续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日本不但恢复了国民的消费水准，也扩大了产业的生产规模。第三，巨额的特需金额增加了外汇收入，使日本外汇储备丰富起来。第四，美国的对日援助也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而更为增加，因此，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进技术，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并且，进口机械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一定范围内也能确保。
虽然“特需繁荣”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带动的“消费繁荣”和“投资繁荣”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向日本发出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把日本作为其生产军需品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场提供了良机。
◆ “倍增计划”
1949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是3。6亿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国5。32亿美元的援助，才使国际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即使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为一年之间，已增加了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计算在内，日本经常收支也有1。6亿美元的盈余纪录。由此可见，日本对美贸易比重的增加，反映了对美的从属关系从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便已经确定无疑了。
从1946年到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率为8。9％；工矿业生产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率为18。2％；农林水产业生产增长了72％，年均增长率为6。3％；进口和出口分别增加了7倍和18。5倍。以1955年为界，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赶超先进国家”的口号下，至1960年，日本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从60年代开始的以输出急剧增长为背景的第二个经济高速成长期，获得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任首相后，继续推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领导制订了在日本各项经济计划中最有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定在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具体措施：（1）规划地区开发，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缩小地区差别；（2）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3）重视人才培养，振兴科学技术；（4）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倍增计划》实际只用了7年时间便顺利完成，并取得巨大成就。在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3％（其中1965～1970年达17。2％），为世界之最，并创战后日本经济持续繁荣的最高记录。工业生产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6％，对外贸易总额从85。46亿美元增长到382。09亿美元。在1966～196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成为“经济大国”。另外，日本在这时期不仅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且迅速发展了高等教育事业，使4年制大学从245所增加到382所，短期大学从280所增加到479所，在校学生数则增加了2．15倍。
3．再度崛起（4）
由此可见，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外，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的扶持政策，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战后日本政局稳定，日本政府坚持集中领导，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确定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实行循序渐进、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战略步骤，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在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拉大职工在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也十分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从而使职工又具有亲和感。如此灵活多样的管理方法，增强了企业活力和凝聚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其次，日本非常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广泛利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大力引进国际尖端技术。同时还大力发展教育，长期坚持智力投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二战后，日本新建了300多所各类学校，并以最快的速度普及了高等教育，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正是因为有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才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使日本经济有崛起的一天。“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能力，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过：“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日本首相吉田茂盛总结二战后日本崛起创造奇迹的秘诀就是：“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没有丧失。”
再次，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在多方面的扶持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