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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第六部分苟延残喘(1)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分,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陈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一人,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内政部长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部长,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为应付新的形势,只好答应。局本部设四处二室:第一处为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第二处为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为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为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后,分别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规定各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调查处下一般设三个科,分管与局对口的各种事务。另外,还在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就这样开张了。
内调局可以说生不逢时,它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迅速消灭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在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陈立夫在这乱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残局了,因此,内调局成立后,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陈立夫在与内调局长季源溥反复商量策划后,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到香港去,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他们计划以香港为据点,陆续派特务到这里受训,训练后再派遣回大陆实施破坏。第二,派中统骨干黄雨青到华北去,与当地中统特务取得联系,准备在绥远或者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在华北地区进行潜伏破坏活动。第三,将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周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陈立夫认为,随着大陆的解放,大陆共产党的情报对于他们是十分重要的,在东南亚一带建立情报据点,可以对大陆造成一个情报包围圈。陈立夫与季源溥特拟定了一个计划呈报蒋介石,蒋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点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立夫的这些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虽然进行了筹办,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成。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好西迁重庆,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湾去建立内调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因张益民属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张益民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但他们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重庆陷于一片混乱。
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于1949年10月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一同坐飞机来到重庆。因局势紧张,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