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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反共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进行盯梢、跟踪,了解其姓名、住址、身分,必要时实行逮捕。陈果夫对这两处监督哨十分重视,他要求担任监视的特务一定勤手勤脚勤脑,随时记录,随时整理,逐日汇报到中统局,由局再送他本人过目,他如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再呈报蒋介石。这两处特务监督哨数年如一日,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到周恩来离开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销为止,从未间断过监视。不光对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一些亲近中共的民主进步人士,二陈也采取过监视行动,如1943年,曾对沈雁冰、萨空了、陈此生等人实行过类似的监督。
在其他地方,中统特务常常是便衣便装,夹杂在人群中,对广大人民的言论、行动进行监督,发现有倾向共产党、不满当局、进行抗日的人,即行绑架、逮捕,直至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踪。“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这就是当时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实写照。
第六部分问鼎农行(1)
1940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国民党党务的同时,开始插手金融界。
2月,蒋介石致函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园,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提出“此可尽量利用县的党政机关之人员使之有事可做,而使党政机关有积极精神从事工作,不致如过去之消极也。关于党方联系,可约陈果夫、朱骝先、谷正纲、康泽诸同志参加之,并可以陈果夫同志为四行机构内设计指导负责人之一也。5月24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农贷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
办理农贷人员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各级合作金融及贷放机关主办人员应切实负责。蒋介石突然将与金融毫不相干的陈果夫提出来,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说明蒋介石将给陈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陈果夫虽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钱庄,由于开办证券交易所失败,饱尝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决心不再与金钱打交道,但思想深处却总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特别是在办党务中,更加体会到金钱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欲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却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曾经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语:‘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同时,陈果夫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他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弱,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陈果夫更加对金融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进入金融界,以重温当年在上海办金融的旧梦。
1927年,陈果夫曾与他原来在上海学德语的老师薛仙舟、叶楚维等三人创办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其宗旨为推行农村合作,调剂农业经济,但在业务上常与江苏省银行发生冲突和矛盾。1932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以行政上的职权对江苏省银行限定了业务范围,规定该银行只能以工商业为对象,并更换了该行的总经理。从此,这家所谓的省银行再也不敢与江苏省农民银行争锋,除工商以外的一切业务均为省农民银行占有。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陈果夫的行政保护下,以征收农村两角亩捐为资本,后来又在江北发行流通券,在全省发行仓库券,而逐渐发展起来,基层分支机构达78处,遍布全省61个县,成为江苏省第一大银行。
陈果夫从办江苏省农民银行中尝到了甜头,他还想求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江苏省农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省级银行,为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国家银行渗透。但在当时,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丝毫,于是,陈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1932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为了准备第四次“围剿”,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稳定其在农村的统治,便于11月在其“剿总”内部成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失败,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3月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对四省农民银行极为关注,亲自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并命令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以利开展活动。1934年10月,随着工农红军战略性的大转移,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以济事,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董事长孔祥熙,常务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苍柏,总经理由33岁的原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徐继庄担任。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其机构的扩展之快异乎寻常,到1937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87处,它依仗其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权,为所欲为,资金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业务范围主要有:垫支军费、调运军饷、救济地主、开设典当、支付特务费用、滥发钞票等。
陈果夫开始是想另起炉灶,与农民银行平分秋色,最后达到挤垮农民银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战期间,陈果夫指使其亲信肖铮等人进行筹备,企图搞一个所谓“土地银行”,1940年9月,肖铮等12人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对,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