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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想让陈果夫到省里任职。1946年，蒋介石召见陈果夫，告诉他，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想让他去接替黄，到家乡去当省主席，为家乡人谋些利益。陈果夫当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他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前年之任组织部长，身体即无好的希望。”蒋介石见陈果夫受命中央职务时，总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当省主席，则总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而加以拒绝，不由一时火起，冲着陈果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见蒋翻了脸，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气一并发出，板着脸，反问蒋介石：“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的无话可答，双方不欢而散。这是几十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
陈果夫不是不愿做省主席，而是不愿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他知道蒋介石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时刻在防范他，在限制他的势力，他不愿就此干休，他要赖在中央，决不到省里去。另外，他从在江苏省四年地方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得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当这种傀儡。
陈果夫自主政江苏后，再也没有当过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苏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仅有一次，因而也特别值得他深深地留恋。后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苏政回忆》、《苏政四年之回忆》、《我在江苏的业余兴趣生活》等，来回味这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第四部分独辟幽径（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到华北事变前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日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难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便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继续将大量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和红军，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日整军备战，并在国际上与苏联亲近。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呢？因为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还有与中国北邻的苏联，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联合苏联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并极力表示与苏联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人的建议，派颜惠庆到日内瓦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特维若夫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中苏邦交。
1934年，蒋介石派他的幕僚，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欧洲活动。临行前，蒋介石当面向他交代，要他“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到达苏联后，曾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莫尼雅科夫会晤，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会谈后，蒋廷黻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接报告后十分高兴，“复电甚表嘉许”。以后，蒋介石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以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
1935年初，蒋介石委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间，颜惠庆与苏联领导人及各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加深了了解。4月，蒋介石派复兴社骨干邓文仪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并给他交代了争取苏联军事合作的任务。邓文仪赴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两次与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有关“中俄合作，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意见。
中苏关系的逐步进展，使蒋介石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同中共接触的途径，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对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是赞成的。他以前就认为，对共产党不能完全靠武力的办法去消灭，应以招安的办法和软化的办法使之就范。现在大敌当前，用大军“围剿”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在国际上，他认为中国与苏联接壤，应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共同战线，就可以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陈立夫也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同苏联接触，在相互接触中改善关系。
1934年年底，陈果夫与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并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当时，陈果夫还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务繁忙，脱身不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陈立夫一人担当。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即参与了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早期会谈。这种讨论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笼统地透露了一些当年会谈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虽然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还互不信任，各存戒备之心，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陈立夫和鲍洛莫洛夫的会谈。陈立夫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莫斯科之所以愿意与南京亲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国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这样，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答应日军通过内蒙古直达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正从西线窥测苏联，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日两线入侵的威胁。因此，陈立夫在会谈中，既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又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而鲍格莫洛夫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对苏联不会提供多少军事帮助。中苏改善关系，结成友好联盟，至多只是有助于防御日德的联合进攻而已，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愿意中苏友了，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与不太积极的态度。
由于中苏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就使得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的秘密会谈虽进行了很多次，却总是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双方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陈立夫曾经向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军事协定，但鲍格莫洛夫却认为这个协定只是对中国有利，苏联所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万一协定公开，将会使苏联陷于很危险的境地，因此不肯与中国订立协定，这种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还是没有多大进展。
陈立夫不时将会谈情况详细报告蒋介石，苏联的消极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也不想在中苏会谈中表现得太主动，便指示陈立夫继续与鲍格莫洛夫进行这马拉松式的会谈。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继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来陈立夫商量对策，陈立夫提出应该加快对苏交涉的步伐，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出苏联这张牌。蒋介石点头表示赞许，并决定自己亲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陈立夫陪同，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对有关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希望中苏两国尽快改善关系，希望尽快同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他还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蒋介石的保证使鲍格莫洛夫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同时，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这位苏联大使。因此，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点头同意，接受了鲍大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