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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高层官僚中是不多见的。而朱明与孙禄卿都能很好地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养子女，并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他们的丈夫都是国民党的高官显贵，而她们却都默默无闻，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1）
陈立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目出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为各方所注目。但也就在蒋介石权力不断上升的时候，他开始日益处于各种矛盾的包围之中。首先，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蒋介石独断专行，与苏联顾问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另外，蒋介石争权夺利，与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加深，与其他各军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调合。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处心积虑，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对于蒋介石的焦急心情，陈立夫深深理解，作为机要秘书，他也在想办法，希望为他的主子分忧解难。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说些劝解的话，以宽慰蒋介石的心。
1926年初，在军费分配和出师北伐等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发生分歧，各不相让，而汪精卫则在旁幸灾乐祸，流露出明显偏袒季山嘉的倾向，使得蒋介石心中十分不高兴，暗恨汪精卫。
不久，汪精卫、季山嘉以主持第七军作为诱饵，拉拢蒋介石第一军中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使蒋介石生疑。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将王懋功职务解除，并限时要他离开广州。汪精卫则针锋相对，以贩卖私盐的罪证，将蒋介石的把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撤除职务。蒋汪一时剑拔弩张，双方之间气氛颇为紧张。
当时，广州地区也传出一些谣言，说中共已与季山嘉、汪精卫商量好，要从蒋介石第一军中撤出共产党员，另与汪精卫合组国共军队，以孤立蒋介石；还有说蒋介石要到苏联去休养等。那时，国民党内一般政治人物要下台，常以出国考察、休养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必须采取办法，脱离险境。
面对各种矛盾，蒋介石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但他又不愿就此甘休，他要战胜各种对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经过一番考虑，蒋介石决定重施以前那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则于8日表示不就职，9日，更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休养，企图以此要挟汪精卫，使汪不好下台。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对他的辞职，不予明确答复，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劝他“不宜辞职”，并不坚持挽留，这样一来，倒使蒋介石去之不可，留也无益，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回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顷聆季新（指汪精卫）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至此，蒋介石确信，汪精卫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支持下，要除掉自己。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还是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陈立夫购买了日轮庐山丸的船票，并携带现款3万元，坐汽车到天字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去海参崴。
3月19日，蒋介石收拾行装，带着陈立夫，满心不快地乘车前往广州长堤码头。一路上，蒋介石沉闷着脸，默不作声，陈立夫也不好说什么，当时的心情，按陈立夫后来的回忆说，刚开始，他想到放弃工程师的职业，到广州帮蒋介石，实践总理计划，是间接达到自己的志愿，但几个月的政治实践，“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来是这样污秽”，后来又想，既然搞了政治，再污秽也不能放弃，要坚持干。
因此，当车快要到码头时，陈立夫忍不住问蒋介石：“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蒋介石听后，似有所悟，即命司机掉转车头，开回寓所。但当车往回开了一会的时候，蒋介石又变了卦，吩咐司机再转头，重新开往码头。陈立夫没有蒋介石考虑的那么复杂，他只觉得干政治，就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又鼓足勇气，劝蒋介石道：“我们如果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介石听了沉吟不语，想了又想，最后下了决心，压低声音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对这件事，陈立夫本人后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次演说时也承认，当时，“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为什么不干？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新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对于陈立夫这个说法，虽然蒋介石后来否认，说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当时广州城内由国民党右派传出的一些谣言，也有所谓要将蒋介石和陈立夫劫往海参崴的内容，而且说已经为他们二人准备了前往苏联的护照，陈立夫早就将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他开始仇视共产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话便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因此，在蒋介石去留广州的关键时刻，陈立夫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孤臣孽子”（2）
蒋介石与陈立夫回到黄埔后，即由陈立夫出面通知王伯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人来黄埔开会，进行秘密策划。这一期间，蒋介石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是每会必与。通过反复密商后，他们一致决定采取反共的行动，并估计了驻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四、五军部分官兵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3月17日，陈立夫又随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堤八旗会馆——广州卫戍司令部，放出共产党有阴谋的空气，并将其在广州东山的寓所迁到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3月18日，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称：“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二舰前往。19日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声称无此命令，陈立夫、陈肇英等人即大造谣言，说李之龙“事前并备就蒋校长和陈立夫同志的出国赴俄护照。是日下午，该舰又开赴省城，并即升火，拟于翌晨强迫蒋、陈两同志上舰出海。”并倒打一耙，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
还在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拜访汪精卫，摸清了汪的政治态度，回来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夕与干部密议至4时”，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并在会上鼓动蒋介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这就使蒋介石下定了反共决心。蒋认为“……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有人提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当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蒋便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于是，蒋介石便诬指“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
3月20日凌晨，李之龙在广州文德楼家中被绑架，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扣留，蒋介石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霎时间，广州城里，一片恐怖气氛，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左右开弓，一石两鸟，一方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的政敌汪精卫的威信。陈立夫在这一事件的整个阴谋中，一直参与其事，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周恩来所说：“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 3月20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顽固的反共态度，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心理及在复杂事变中的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可见，蒋介石是以孤臣孽子来称许陈立夫的。
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当时秘书长为邵力子，处长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