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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噼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这个故事无论真假，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武举的轻视和武举自己的自轻自贱。不过这没办法，明清两代科举出了那么多名臣和名人，无论谁说历史都免不了要说到他们，可是谁听说有哪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举出身呢？尽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也一科一科地考出来。
到了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武举们突然有了一回露脸的机会。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北方乡野，几乎村村立坛，庄庄练拳，打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乡间的缙绅卷进去不少，其中大多数是武举，武举人和武秀才。他们不是亲自做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就是给坛口当后台。当然，这可以理解，原本他们就是闲人，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闲人的时候。可惜的是，闲人们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还是没有用到正地方，练拳舞刀，没有把自己练成刀枪不入，自然也就挡不住洋人的洋枪洋炮，老佛爷和小皇帝还是得弃城而逃，武举们露脸的事很快变成了丢脸，不久就让人忘记了。
科举制度本身设置武举一科，原本未尝不是想通过考试选拔军事人才，可是，凡武举考试实行的时候，中国历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的风气都是重文轻武的，现任的军事官员都没人拿着当回事，更何况考上来的预备队。政府既不拿武举考试当回事，也不想法往军队里派遣武举出身的军官，一项精心设计的制度，就这样成了摆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赶上了近代，碰上从西边来的尚武的好汉们，当然只有吃瘪的份。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同文馆的成就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这所学校，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也不屑说，上课绝对的“情景教学”。学生初进馆，每月3两银子的补贴，以后陆续增加，最多可以达到每月12两；当时一个七品的翰林，每年俸禄不过45两，可见收入之丰。学生不仅补贴可观，而且管吃管住，除了衣服、老婆之外什么都管发。据进过馆里读书的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馆里的学生每六人一桌，每餐四大盘、六大碗，有鱼有肉有海鲜。夏天还有一个大海碗，放着水果莲藕什么的；冬天海碗改成火锅，什锦锅、白肉锅和羊肉锅任选。如果这些你都不乐意吃，那么可以另外随便点菜。学生来了客人，也可以随便要菜，一个子都不用花。就这样，同文馆的学生还动不动就嫌伙食不好，摔碗砸碟闹罢餐。
同文馆开始的时候，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馆。分前馆后馆（高年级和低年级），后馆比照西方的中学，前馆比照西方的专科，学制共八年。这个官办的洋学堂从小皇帝同治登基开始（1862年），一口气办了20年，转眼到了光绪年间。那时，俄国人总是借勘界的机会，蚕食中国的领土，跟俄国人办交涉成了大问题。这时候总理衙门想起了同文馆，于是到馆里找人才。同文馆的总办一下子从俄文馆找来了七八个学生，一个俄文学了13年，其余的也学了7年。结果呢，没有一个懂俄文的，成绩最好的一个刚刚能把俄文字母念上来，其余的连字母最多也不过认识一半。
原来这所西式的国立高等外语专科学校，虽然设施好，待遇优，但师资可是一般般。有学问的西方人，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乐意来中国教书，即使有乐意来的，中国的官僚机构也请不到。结果是一群粗通文墨，甚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外混了进来，其中不乏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己连像样的文章都读不通，上课只好呀呀呜。好在从学校负责人到学生，对外国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判定人家是洋人，也就可以了。师资差，管理更差。同文馆从开办那天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衙门，管理大臣外加提调、帮提调以及一群办事人员，除了公文往来，就是面上的安排，只要学校开张，课堂有人，其他的什么也不管，也管不了（还好，还没有假装懂行）。
同文馆的毕业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个，是齐如山，此人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使梅走向了世界。他在戏剧上的造诣，也许跟在同文馆上学，待遇过好，课程太松，有时间有精力和有闲钱去泡戏院有点关系。
最后说一句，京师大学堂开办后，同文馆的大部分呀呀呜的外国教授，都进了大学堂，直到蔡元培时代才恨恨地走人。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倒霉”与“王帽子”
在1931年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在一年之内，接连发生了三起倒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和吴南轩先后被师生倒掉轰走。可是自梅出掌清华之后，“倒风”遂止，梅一直在校长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坐到了江山易色之时。梅自己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其实，这只是玩笑而已，倒是梅贻琦的另一个说法，道出了他长治久安的秘密。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师生为梅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梅贻琦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
实际上，正是梅贻琦充分尊重清华的教授治校传统，才成就了清华和他的英名。当年，清华实行的是“党国”所不容的土制度，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作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原本完全可以不承认这个制度，甚至将它摧毁。但梅贻琦却一改前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就算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发挥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藉藉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1）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和吃饭不要钱。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始终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