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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政府和谈”。改变了第一次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以便汪精卫出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 月11 日，梅思平、高宗武作2O
为汪方的代表与日方的代表在上海肥原公馆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签订汪日
第一个秘密协议—— 《日华协议记录》，并制定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行动计
划。
日本的诱降政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汪精卫拉了过去。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年
l月汪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
之相比，因此，他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
步。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提出了“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但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
一·二八淞沪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根
本不支持十九路军，暗地里与日本交涉，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
1933年初，日军攻占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驻长城线的中国军队，
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抗日，但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给予有力的支援，反而
加以制止，致使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平津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4月14日，
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为对日妥协
制造舆论。1935年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
携”的所谓对华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
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冶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
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
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
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
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
科书内容。5月底，日本调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次郎于6月初进行
秘密谈判。6月9日，何应钦对日方所提的各项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以书
面答复承诺。第二天，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表示认可，并以国民党政府的名
义，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禁止一切抗日言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仍然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
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
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
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
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
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
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
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
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
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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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尽管表现犹豫和动摇，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
击下，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国共
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
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
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
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
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
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
部”。
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
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
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
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
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
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
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
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
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
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的反动立场。
汪精卫与周佛海这两伙人，原来是属于国民党内两个政治派系，彼此矛
盾很深，曾相互骂对方“不是东西”，都说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这时，由于都主张投降，终于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主
和派”。这表明，抗日战争的惊涛巨浪，已使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以后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他们终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叛逃投敌。
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降日就必然反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
中坚力量，也是对日求和的主要障碍。汪精卫一伙是反共的死硬派。西安事
变以后，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时候，汪精卫利用电台、报纸、会
议，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糊涂”，叫嚷万万
不可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反对国共合作。1937年9月，蒋
介石准备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可是迫
于形势，蒋介石拖了3天，还是不得不发表了关于联合共产党的谈话。到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则竭力挑拨国共关系，
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颠覆政府的工具”，是“利用
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特别是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力量获得迅速的发展，更是恐慌万状，他们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全实力”之外，还到处散布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国民党必
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
日本讲和不可。”主张“联日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除了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都想乘国难之机飞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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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汪精卫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他自命不凡，不甘屈居人下，自孙中
山逝世后，他就一直想当国民党的一把手。何香凝曾经说过：汪精卫这个人
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当领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汪为了争当国民党领袖，
多次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抗战开始后，他
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但处于
蒋介石之下，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心里很不高兴。汪精卫为了满足自己的领
袖欲，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傀儡王。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
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