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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游击战和积极防御战的经验不屑一顾，盲目推行了一条“左”倾的军事
路线，结果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博古和李德就提出所谓“两条路线的决战”的口号，和“不
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
结果使红军主力陷于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之间，处处挨打，十分被动。正在
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在福建前线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
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派人同红军谈判合作。
但是，博古等人硬说十九路军的行为是“假革命”、“欺骗群众”，因
而不肯同他们有任何合作，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正确意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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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孤立无援的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瓦解之下很快失
败，红军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打破敌人“围剿”的宝贵机会。随后，蒋介石
便集中全力进攻中央红军了。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
“左”倾机会主义推到了顶点。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打击面太大，造
成了社会混乱。这就更加增大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困难。
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
德不顾敌强我弱的情况，仍然决定与敌主力硬拼，双方激战18天，红军伤亡
惨重，广昌失守。随后，敌军日益深入我苏区腹地，在遭到重大挫折后，“左”
倾指挥者便灰心丧气，处处设防，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
主义。红军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将红军主力
调到湖南，并牵着江西敌人到湖南消灭的挽救危局的方针，但遭到拒绝。“此
计不用，打破敌人 ‘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根据地，实行军事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除陈毅率领的一部分留
守部队外，中共中央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了向
湘西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
主义。对长征这么重大的行动，事先秘而不宣。长征开始后，对于为什么要
撤离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始终没有
和广大将士说清楚。因此，大家出发前糊糊涂涂地不知要做什么准备，只好
采取大搬家的方式，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构，携带了大批武器、几千副挑子
等等。大批的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不能机动地执行战斗任务。由于队伍实
在是太多了，行动极为不便，经常会出现7、8万人在一山中羊肠小道中缓慢
移动的情况。
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蒋介石布置了4道封锁线，由湘军、粤军、桂军
分别布防。英勇的红军战士经过浴血奋战，虽然连续突破了漳水、宜章、粤
汉路、湘江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湘江一役，损
失尤为惨重。经过4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由8万多人锐减到仅剩3万多人。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蒋介石察觉到红军前进的方向是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便立即调集重
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该怎么办呢？
长征开始后，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一
直处于不利的状态，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痛快淋漓
的大胜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怀念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来。还在苏
区时，许多红军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就对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军事上
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向他们提出意见，有的
还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怀着高度的
革命责任心，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是，这些都被当成了耳
边风。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暴露出来，到湘江战
役后达到了顶点。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
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第
三军团长彭德怀更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
严峻的事实，使一些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逐渐醒悟过来。还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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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
的前途吗？”后因广昌战役与李德、博古意见不合，而遭到排挤。王稼祥更
是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这样，两人就
在行军途中谈开了。晚上，宿营时，毛泽东又建议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一
块。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的三
人集团。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向他们分析了在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
上的错误，并针对具体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
结合的道理。王、张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加深了自己对以前的错误
的认识，产生了改变错误领导的决心，正象当时王稼祥所说：“到时候要开
会，把他们 ‘轰’下来”，并决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和
朱德历来比较尊重毛泽东，他们当然是支持他的。另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
机会，向有关干部和指挥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李德还恼火地
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
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
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遵义会议的
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12月 1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后，到达湖南通
道县。“左”倾领导者仍然一门心思想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如果真
去，就等于是拿已剩下不多的这点红军力量去钻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就有全
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来的想法，改向敌人
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于是，临时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临时碰头会。会上，毛
泽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说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
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嘛！”毛泽东的这番话，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共鸣。李德、博古虽还没有
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想法，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蒋介石的第 5
道封锁线，于是只好暂时同意毛泽东避实就虚的建议。12月4日，中央红军
向贵州黎平进发。通道会议的转兵西进，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受制
的局面，红军开始争得主动权。
12月15日，红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黔东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黎
平城。这时候，敌人的大部队因红军的突然转向而被弄得措手不及，一时未
能跟上，红军在黎平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机会。因为通道会议有关红军进
军方面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所以中央决定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开始，多数人就在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上与李德、博古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会议气氛较紧张，发言人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噪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
恩来在会上几次发言，严厉批评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采纳
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正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
划，通过 《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在决议中决定以
贵州遵义为中心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