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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d Macmillan）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手段从而导致运河被关闭、通向黎凡特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造反、石油生产停滞，那么，英国和西欧就没指望了。”但是反过来，如果西方人什么都不做，纳赛尔将不费吹灰之力地赢得胜利，而且还会在别的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有中东国家都将有样学样地将他们的石油工业国有化。
纳赛尔继承了摩萨台的衣钵，并在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发。西方的外交官、政治家和情报人员们开始考虑联手行动，以应对这些与西方利益作对的领导人。没过多久，英国就开始寻找“推翻该政权的方法和途径”：伦敦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指出，“我们必须要除掉纳赛尔”；首相安东尼？艾登则认为，不仅要推翻纳赛尔，还要把他弄死。在几轮外交商讨无果之后，英国和法国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西方的力量，以便让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牢记，任何胆敢对抗西方旨意的人都将遭到直接的打击。
1956年10月底，一场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序幕。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前往保护运河区，同时他们的以色列盟军发动了深入西奈半岛的打击，以协助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并给纳赛尔施加最大的压力。不过，此次侵略很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埃及将轮船、驳船和维修船沉入航道，并将伊斯梅利亚（Ismaila）北部富阿德港（El Fridan）的可移动铁路桥炸断掉入水中后，苏伊士运河被彻底堵塞。类似的障碍物约有49个，其影响比关闭运河要严重得多。当时有报告称：“这使得正常的商品流通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运往西欧的石油数量急剧减少。
后果远不止这些，据中情局判断：“世界贸易中许多基本商品”的价格必将上涨，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苏伊士运河的自由世界，很可能会“出现相当高的失业率”。苏联人也会感到压力，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他们与远东进行贸易的船只不得不绕着非洲航行7000英里才能回到他们在黑海的母港。美国人注意到，莫斯科开始将基本必需品转由横跨亚洲的铁路线来运输，使得这些铁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
尽管认识到埃及的局势正日益紧张，但是军事行动的爆发还是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入侵计划并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并在私下里不留情面地指责了英国首相。在运河区使用武力对于自诩为“自由世界”捍卫者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舆论灾难，这与苏联当年坦克驶过布达佩斯的街道以镇压匈牙利大规模起义的行为毫无二致。不过，苏伊士行动最终还是带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果：美国在20世纪时继承了西方列强的地位，如今它不得不在西方和中东的石油国之间作出选择——美国人的答案是后者。
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释道：“我们不能让阿拉伯人生我们的气。”如果他们生气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将出现整体下降，因为运河会被关闭，石油生产也可能被停止，那些对受到肆无忌惮恐吓的埃及抱有天然同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也会实行石油禁运。“只要中东地区拒绝向英国提供石油一至两年，我们的黄金储备就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了黄金储备，英镑区（sterling area）就会分崩离析。一旦英镑区崩溃而我们又没有任何储备……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最低限度的国防开支。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那它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结局。“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本人在私下承认道，“对于西欧面临的燃料及金融的困境”，我们还是“无法袖手旁观”。然而，正如他在给北约（NATO）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信中所说的，做任何事都“不要激怒阿拉伯世界”。
英法两国陷入了困境。尽管华盛顿设计了从美国向西欧运输石油的计划，但是为了解决埃及问题，该计划被故意搁置了。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会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财政援助——仅仅过了40年，英国就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更丢人的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这颗西欧最珍贵的宝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队，现在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撤回了。全球媒体都在关注英国部队的这次撤退，这标志着世界已然发生了改变：印度被放弃了，伊朗的油田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现在又轮到了苏伊士运河。1957年首相安东尼？艾登的辞职仅仅是帝国衰落尾声中的又一插曲。
另一方面，当美国进入亚洲屋脊之后，它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新责任。它不得不小心翼翼，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前车之鉴。英国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蹶不振，预示着阻挡苏联向南扩张的计划很可能“因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成功而彻底失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底这样写道。
而且，军事行动的流产还在整个中东地区重新唤起了一股反西方情绪。纳赛尔鼓起勇气并最终战胜西方军事压力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该地区的民族主义煽动者。随着埃及领导人地位的大幅提升，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发，将所有阿拉伯人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也随之扩散。这种团结一致的声音将使他们在西方集团和苏联阵营之间取得平衡。
其实早在纳赛尔的冒险政策取得成功之前，一些精明的观察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了解这一地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必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在1953年写道：“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中东国家……将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政策。”纳赛尔正是这一趋势的带头人。
这些情况促使美国的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总统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正在中东寻找机会，他告诉国会：“美国应该赶在苏联之前填补中东的权力真空”，这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也是“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于是，国会批准了一项耗资巨大的预算，用以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除此之外还授权为受到武装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保护。美国人必须抢在苏联前面先发制人，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比纳赛尔更好的选择，一个能让他们从华盛顿获得大量拨款的选择。
美国的新立场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赞成。以色列人对美国改善与阿拉伯人关系的努力就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美国人的保证，即美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将使以色列受益。以色列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正在被愤怒的敌人所包围，特别是在苏伊士干涉行动失败之后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虽然以色列军队为支援英法两国而进行的协同作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关键问题在于，该国正在迅速成为西方干涉本地区事务的象征，以及这种干涉的受益人。因此，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矛盾让美国援助的计划受到了不少质疑。
以色列现在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正如几百年前十字军在圣地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这个由外来户建立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让阿拉伯人摒弃分歧团结一致的原因。以色列人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为原本四分五裂的敌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目标。
叙利亚领导人大力支持纳赛尔及其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构想，他的反以言论尤其强烈。1958年初，叙利亚与埃及正式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是统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步。华盛顿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亨德森大使警告说，阿拉伯的团结一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全力应对着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国务院当中充满了争议，很多人相当悲观。一份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局的文件焦虑地指出，纳赛尔提出的激进民族主义很有可能席卷该地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已经因埃及领导人在苏伊士运河的成功以及与叙利亚的合并而被削减。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哥哥、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纳赛尔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是时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在我们必须要保护的地方垒起沙袋”。
但美国人却懊恼地发现，事态正在继续恶化，并且开始向东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