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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也许未经开化，但它们绝不是倒行逆施、昏暗闭塞的蛮荒之国。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人类文明就是从这里诞生，而许多人坚信，人类本身就在这里诞生——在伊甸园里，“贤明的上帝种下了一棵棵花树和果树”，人们普遍相信，那地方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庶的田野。
就是在这座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上，近5000年以前就建成了伟大的城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成为古代世界的奇迹，城市人口多达数万，街道纵横交错，排污系统精密复杂，几千年后的欧洲都无法与之媲美。其他大规模的文明中心，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尼尼微、乌鲁克和阿卡德，则以其宏伟壮观的建筑而著称。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写道，乌浒河上的巴克特里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人极擅谈判和贸易，其国都成为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场，货源地既遥远又广泛。
这个地区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发祥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在这里相互碰撞。这是一个各语言群体相互竞争的熔炉，印欧语、闪族语、汉藏语混杂在那些说阿尔泰语、突厥语和高加索语的人群当中。这是一个见证伟大帝国兴盛衰亡的地方，文明冲突和敌国交战的效应会震慑到几千英里开外。站在这里，你能打开一扇审视历史的新窗口，你将看到一个复杂交织的世界：大陆与大陆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亚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达发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回响，美洲的新发现会影响中国产品的价格，进而使印度北部的马匹市场需求剧增。
这些震颤都是通过一个网络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跟随着朝圣者、军队、牧人和商人旅行的足迹，伴随着交易的进行、思想的交流、相互的适应和不断的提炼。他们传播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期，这个蔓延四处的网络由一位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正式命名，他就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战时头号飞行员“红色男爵”的叔叔）。自此，Seidenstra？en 这个名称便被确定了下来——即“丝绸之路”（Silk Road）。
这些通道是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但它隐藏在皮肤之下，肉眼不可见。而正如解剖学解释人体功能一样，了解这些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再者，尽管这一地区至关重要，它却被主流史学界长期忽略。原因之一是所谓的“东方学”——一个刺耳并带有否定意义的说法，认为东方不够发达，不如西方，因而不值得认真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史料非常完善权威，已经没有空间再让学者去顾及一个在欧洲和西方社会的崛起故事中一直被视为如此边缘化的地区了。
如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伊拉克的费卢杰和摩苏尔，或叙利亚的霍姆斯和阿勒颇，似乎都成了激进主义和宗教暴力的代名词。眼前的事实冲刷了过去的历史：说起喀布尔城，再也没有人会联想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曾亲自在那儿经营花园的日子了。“巴布尔花园”曾有一汪被橘树和石榴树环绕的池塘和一片三叶草草场，巴布尔特别引以为荣：“这是花园的最佳景致，橘子变黄时最为美丽。此园的选址真是无与伦比！”
当代有关伊朗的看法也是一样，伊朗遥远的光荣历史同样被磨灭殆尽。它的波斯帝国先辈们相传是一群万事都非常讲究的人，从晚餐桌上的水果到著名艺术家创作的肖像，再到学者写字的用纸，都必须追求品位。来自伊朗东部马什哈德的图书馆员西米？尼莎普利（Simi Nīshāpūrī）在公元1400年左右撰写的一本名著中，详细记录了一个爱书人执着的见解。他非常严肃地指出，任何想要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明白，最佳的书法用纸应该是大马士革、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出产的，其他地方出产的用纸“一般来讲过于粗糙，多有斑驳，难以久存”。他还让人们记住，书写之前最好将纸张染上绛色：“因为白色过于刺眼，大师级的书法作品都是在绛色的纸张上写就的。”
有些著名的城市都被人们忘记了。比如说梅尔夫，一位10世纪的地理学家曾将它描述为“快乐、清洁、优雅、智慧、广阔而舒适的城市”，并称之为“世界城市之母”；还有赖伊，一处距离今天德黑兰不远的地方，大约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觉得它无比辉煌，如同“地球上的新郎”和世界上“最美的作品”。点缀在亚洲屋脊上的这些城市，如同串串珍珠，将太平洋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
城市中心在相互竞争，领导者和精英们纷纷投资兴建更多的雄伟建筑和纪念性场馆。图书馆、礼拜堂、教堂和大规模天文瞭望塔在该地区纷纷涌现，其文化影响遍及四周，将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伊斯法罕、撒马尔罕、喀布尔与喀什都连在了一起。这些城市也成为许多高级学者的聚居地，他们在此从事各项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当时的学者有小部分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如伊本？西纳（他的另一个名字“阿维森纳”知名度更高）、阿尔？比鲁尼以及阿尔？花剌子模，这些人都是天文学或医药学领域的巨擘。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名人。在现代到来之前，世界最高级别的知识中心，如“牛津”和“剑桥”、“哈佛”和“耶鲁”，并非在欧洲和西方，而是在巴格达、巴尔克、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流中得到启发，得到拓展。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位于中国北方的赵国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君主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就说过：“贤者与变俱……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可见古代的统治者们早就知道与时俱进是多么的重要。
不过，人们的思维进程在近代早期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15世纪末的两次海上重要探险所带来的。在15世纪90年代的六个年头中，经过长时间奠定下来的商业交流系统面临着严重冲击。首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为通向一块欧亚人从未涉足的地域铺设了一条道路；几年之后，瓦斯科？达？伽马绕非洲南端的航行取得成功，他远航到了印度，开辟出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新的发现改变了交流和贸易的格局，还造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大转移：突然之间，西欧从一个闭塞之地变成了全球交通和贸易的支撑点；一夜之间，欧洲成为了东西方之间新的中心。
欧洲的崛起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竞争——同时也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竞争。伴随着资源和海上通道主宰权的争夺，人们也在重新强调某些可用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事件、思想和观念。重要政治人物和身着托加长袍（toga）的将军塑像被频频竖起，他们看上去都像是历史上的古罗马英雄；具有古典风格的辉煌建筑被不断兴建，象征着自己与古代世界的荣耀一脉相承。历史被扭曲、被利用，人们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西方的崛起不仅是自然天成、无法避免，而且是由来已久、顺势延绵。
好多故事都让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但有一个故事非同寻常。希腊神话中说众神之父宙斯在地球两端分别放出一只鹰，令它们朝对方飞行。一块神石——即翁法洛斯石器（omphalos，意为“大地的肚脐”）——被竖立在两鹰相会之地，让它们在此和天神交流。我后来才知道，这则关于神石的故事一直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源泉。
记得当我最初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盯着地图查看，想弄清楚两只鹰究竟在哪里相会。我想象它们应该从大西洋西岸和中国的太平洋海岸出发，然后朝内陆飞行。它们相会的精准地点无法确定，主要取决于我的手指如何测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