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巴克特里亚的弥兰陀王最先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宣称,他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专门强调这一点并在钱币上用希腊语和印度语两种文字进行雕刻。贵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成立了一个号称是和神有直接联系的宗派,确立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尊卑之分。旁遮普(Punjab)塔克西拉遗址(Taxila)的碑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用粗体字刻道:统治者“是伟大的国王,是众王之王,是天神之子”。这与《旧约》和《新约》中的说法如出一辙: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来生的大门。
同样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八正道”,脱离苦海,到达涅槃。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
然而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佛教发生了剧变:这个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纯粹依靠自我发展的宗教,如今却借鉴了许多其他宗教的做法并建起更多圣地,使通往彻悟和佛国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与佛陀相关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起来,并成为人们朝拜的地点。同时,佛经也指导人们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实、更具象。该时代的《妙法莲华经》就说道,向寺庙献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样,雇用乐师“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也有助于朝拜者证得佛果。信徒们力求使佛教看得见、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来越嘈杂的宗教环境中更具有竞争力。
另一种新观念是捐赠,特别是捐赠给那些沿印度到中亚纷纷兴起的新寺院。捐钱、捐珠宝、捐其他礼品等行为成为常规,因为慷慨施舍被认为有助于“脱离苦海”。《妙法莲华经》和当时的其他经文里甚至还罗列出哪些珍贵的物品可以被用来捐赠:珍珠、水晶、黄金、白银、青金石、珊瑚、钻石,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在从塔吉克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谷地兴建的大型灌溉项目,同样见证了这一地区随着文化的活跃和商业交流的进行,逐渐开始出现的富庶和繁荣。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豪精英来到当地,这里很快由僧侣聚集地变成了宗教活动中心,并吸引了大批学者——他们忙于编辑佛教经典,抄录并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便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佛教教义。这也是宗教传播的方式之一:商业活动为信仰的扩散打开了大门。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的传播沿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围扩展。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纷纷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的深处。向北和向东,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和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这些来自亚洲中心的旅行商人,凭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长途贸易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宗教也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更多的粟特人成为佛教徒,他们在主商道上建起越来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萨(Hunza)谷可以见到的:无数过路的粟特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边的石头上,以求漫长的旅程平安而有收获——显然,这些离家远游的人正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并非只有小规模的石刻能够证明这一时期佛教的繁荣。喀布尔(Kabul)周围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让后来的参观者叹为观止的建筑。那位参观者写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缟玛瑙铺垫,墙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门是金铸的,地板是纯银的。放眼看去,四处星光闪烁……门厅里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镶满珠宝的宝座上”。
不久,佛教思想向东传播,跨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了中国。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圣地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比如塔里木盆地壮观的克孜尔石窟,里边建有礼拜堂和念经、睡觉的地方。没过多久,在中国西部,如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便布满了新生的佛教圣地。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朝廷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一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出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
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一连串佛窟点缀在波斯湾沿岸;另外,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Merv)发现的大量建筑,以及在伊朗腹地发现的一系列碑文,都证明佛教有能力和当地的宗教竞争;安息帝国出现的诸多佛教音译词同样标志着此一时期思想交流的密集程度。
然而,商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正从另外一个角度刺激着波斯——一个正在经历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复兴的波斯。当一个别具特色的波斯再次确立自己地位的时候,佛教徒们发现自己竟成了被迫害而不是被追随的对象。宗教迫害致使海湾地区的大量庙宇遭到遗弃,那些在波斯境内已建立起来的佛塔也被全部摧毁。
各大宗教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过程中兴衰起落,为了信众、信仰和道德权威而不断竞争。信徒与祭司们之间的交流已远远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他们更多关注拯救、天谴等问题。对抗和争夺开始演化为暴力行动。在第一个千年的前四个世纪里,起步于巴勒斯坦一处小根据地的基督教发展成为横扫地中海和亚洲的一种信仰,成为宗教战争中的一股巨大漩流。
决定性时刻开始于萨珊王朝的夺权,它通过煽动暴乱、谋杀对手,利用波斯与罗马在高加索边境地区的军事失利,推翻了波斯的统治。公元224年执政后,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īr I)及后人开始实施帝国的全面转型,包括主张在近代史上划出界限,以此寻求与古代伟大波斯帝国的紧密联系。
古波斯的重要遗址,如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都城之一——以及纳克歇?鲁斯塔姆(Naksh…i Rustām)——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和居鲁士相关的帝陵——都被划作了圣地;另增建了新的碑刻、纪念碑和石雕,以强调当前政权与其辉煌历史之间的关系。钱币也进行了改革: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希腊文雕刻和亚历山大大帝半身像被崭新的图案所替代,一面是国王的侧影,另一面是圣坛之火。后一项设计别具用心,表明新帝国对宗教所持的新姿态。
就目前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判断,该地区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容忍宗教的存在,而且允许相当程度的多派共存。但阿尔达希尔的崛起让这种宗教宽容不复存在,他的做法无疑在损害其他宗教观念的前提下触发了查拉图斯特拉教(Zarathushtra)的兴起。古希腊人称这种宗教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即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的伟大波斯先知的名字。该教认为宇宙分为两极: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即光明)以及其对立面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即黑暗)。两者总是处于对立状态——这点非常重要,因此要崇尚前者,因为它能带来良好的秩序。这种将世界划分为一善一恶的教义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动物的分类。在琐罗亚斯德崇拜中,仪式的纯洁性至关重要,特别是“火”。如圣言所说,阿胡拉?马兹达能够“取善于恶,化暗为明”,从邪恶中得到救赎。
这种宇宙观使得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有机会通过信奉阿胡拉?马兹达,将他们的权力与古波斯的辉煌年代相关联。它同时还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基础:琐罗亚斯德教对于坚持不懈的褒扬增强了战争观念,而对规则和秩序的注重也让这个帝国通过行政改革日益崛起。该教的这套强硬信仰与帝国复兴的军国主义文化紧密相连。
萨珊王朝在阿尔达希尔一世和他的儿子沙卜尔一世(Shāpūr I)的统治下大规模扩张,将绿洲城镇、交通要道纳入直接管辖之下,或迫使它们依附自己。像锡斯坦(Sistan)、梅尔夫、巴尔克(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