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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声和人脉经营正当生意，只要不犯法即可，但是谁也不准在任上贪污受贿。”
欧阳赓当即答道：“皇上圣明。臣下等定当廉洁自守清誉，以国家和民族为上，绝不敢有枉法之行。”
宋彪这才道：“朕对你是放心的，对此事要强硬更强硬，朕也会绝对支持你，朕最初希望宋教仁出任法务大臣也是考虑此事，你们当携手以法治国，绝不可辜负天下和朕的期待，更不可纵容犯法者操权柄以乱天下。”
欧阳赓默默顿首，只觉得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也知道自己这一届总理怕是要将所有人都得罪光了。
宋彪对欧阳赓的信任是有原因，中央调查局对每一位内阁大臣都有严格的秘密调查，在座和以前那些内阁大臣谁有贪污受贿之处，他心里都一清二楚，这一届内阁相对上两届要干净很多。也是他敢于在这一届对前两届进行大追查的原因。
宋彪重新将议题转回到国务上，继续和欧阳赓等人吩咐道：“内阁近期要改革，工业部和科技总局要合并成工业科技部，主抓201工程，将201工程和国家工业发展规划更为紧密的结合，对铁路电气化、高压电网、高压蒸汽轮机、重型机床和高新合金等项目的研究要深入。要继续抓好抓到位。新的工业科技部要设立企业司，做好中小企业、新企业和高技术水平的企业扶持工作，工业部要主导办好中国工业博览会，要扶持和传承帝国民间传统工艺，要举办专门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农业水利部要办好农业博览会，内阁要做好中国工商联合协会、世界华商总会的协助工作，文化教育部则要办好中国文化博览会，要在国内外同步推广。我们反思日本为什么会如此怠慢我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对我国持有很深的歧视，其他世界各国也是如此，我们就要想办法主动打破这些偏见，要主动将自己介绍给世界，内阁每年还是要定期拨款做好中国的世界宣传工作，要和各国主流媒体做好交流工作，驻外的外交官一定要专门设置新闻官员，定期和各国媒体保持友好的关系，推动国家形象的进步。在内阁上，这一届内阁要大胆的改革，将过去的小部门合并，比如说海洋总局和海警总局可以合并为新的海洋部，在海洋部设立海洋警察、缉私、勘探、调查、渔政等局，海洋渔业要转移到海洋部统一负责，形成一个统一的职权大部，航空总署要并入交通部，组成交通航运部，铁路、航空、海运、公路都合并到交通航运部统一辖管。”
宋彪已经接近三年的时间没有召开训政会，很多关于新的帝国改革的想法此前是和欧阳赓谈过，但从他这两年的观察来看，欧阳赓作为总理还是缺乏一锤定音的能力，这甚至也不是唐绍仪就能解决的问题。
事实证明，帝国还是需要继续维持在君主立宪制的初级阶段，由他通过每个月一次的中央训政会将各种争议全部敲打掉，强行推动帝国大幅度改革，谁不服从，他就直接让对方滚出内阁。
在座的这些内阁大臣有胆子有能力和总理欧阳赓阳奉阴违，甚至是直接起冲突，却还没有能力同帝国皇帝陛下对峙，除了服从之外，他们别无任何选择。
时隔三年，宋彪的这一次训政会开的很长，前后持续了三个小时，将各个部门的主要工作都整顿一番，下个月，他就要在庐山亲自主持全国科技工作座谈会，8月份中旬继续在庐山召开世界华商大会，即便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训政会还是召开不误，总理、外相和重要内阁大臣必须前往，其他各部的内阁大臣不能去，也要派遣副职前往听政。
宋彪作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他再次近乎于是政治复出的压迫力让整个欧阳赓内阁都紧张的喘不过气来。一切又仿佛是回到了唐绍仪第一届内阁的时期，整个帝国都被迫再次大幅度的改革和向前冲击。
内阁制可以总是保持国家的稳定，却又经常在各种问题上陷入争论和犹豫不决。君主制倒是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只是皇帝务必贤明聪慧，也要有真正能够掌控全国的威信和声望，否则就会让国家失控。
此时此刻的帝国还是需要在君主制的框架中运转，只是结合了内阁制的整体框架。
在6月份的中央训政会结束后。宋彪就着手前往庐山度假，并在这里主持帝国科技工作者会议，超过两千多名国内的专家和外国专家被邀请到夏宫度假。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难忘的夏季，也在这里参加座谈会，为帝国的科技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1922年7月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国内外的专家建议下，帝国201工程的项目总数也增加到589项。
201工程和后来所熟知的863工程有着很大的不同，鉴于国家基础工业还是较为薄弱，201工程的大部分项目都是为了追赶欧美而设定的工业生产技术，地质勘探学、材料学、机械力学、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等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只占22％，其余465项都分布在冶金锻造、机械机床、电气、化工、航空、通信等现代工业领域，其中最为典型就是机械冲压、大压机锻造、重型镗铣床多旋转加工、高强度一次模具表面渗碳铸造、电流高压惰气保护焊接、三硝基甲苯三段硝化法、深冷分离合成氨法等技术性工艺研究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性能和产量，追求世界第一流的工业水平。
这些项目都逐渐取得成果后，帝国才能建造更高效率更高马力的蒸汽轮机、内燃机、发电机，才能生产更好的汽车、飞机、舰船、火炮和坦克。一切都要夯实整个帝国的工业基础才能有现代国防。
随着201工程在这一年的庐山会议上的扩大和地位提高，中华帝国注定要在1923年就将成为世界上对科研投入资金和资源最多的国家。
伊势事件之后，日本在海军建设受制于华盛顿条约的前提下，继续将大量的军费用于空军，海军依然是日本国家财政中开支最大的第一项目。教育第二，陆军和空军排在第三、第四，而帝国的第一大项开支是教育，第二大项开支是科研，陆军、交通排第三、第四。
两个比邻而居的亚洲帝国走向更为不同的方向，彼此却都从相互的仇恨中汲取国家成长的动力。在两个民族高度对抗之路上，一场海空陆地全面大战似乎再也难以避免。
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似乎只有秋山真之和汪兆铭能够回答，前者在愤声疾呼中而被撤职，后者则选择了逃避，相比之于两个民族的命运和战争的苦难，后者显得更为在意自己的仕途。
这是多么悲剧的事，但永远不会有人真的愿意去直面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
道歉真的有那么难吗？
放下仇恨又真的有那么难吗？
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可真有必要因此而去剥夺其他国家的权利吗？
如果以前人的错误为由否认自己这个民族的罪责，那为什么又要去享受前人留下的遗产？
在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宋彪就像是一个突兀的存在，他在中国的辽阔疆域上以君主的身份操控着帝国向着更遥远的方向前进，在这一条路上，他极其不负责的任由仇恨在民族中蔓延泛滥成灾。
当他用法律去审判袁世凯，又有谁用法律去审判他的过错？
以此时的中国远高于日本的综合实力，以及日本远小于中国的综合实力，想要避免中日战争的难度并不大，但某些人从一开始就宁可这样的战争再次发生，这某些人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两个民族被政客和军政府所绑架着，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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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章 世界华商
1922年的庐山科技会议结束后，宋彪并没有离开庐山夏宫，送走了全国各地的科学专家和各著名工厂的总工程师们后，宋彪又在夏宫迎来了新一批客人，他们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著名华商。
在张弼士逝世之后，国外最著名的华商莫过于印尼糖业大王的黄仲涵，在一战期间，荷兰殖民地对华商的大肆盘剥让黄仲涵不堪重负，期间经陈嘉庚等人引荐，黄仲涵加入张弼士时期创办的南洋华商会担任总理事，实际工作则由其子黄宗光负责。
当时南洋华商会有一半的人在印尼，大体都深受荷兰殖民政府盘剥，张弼士的长子张致钧和女婿章鸿生联名向帝国求援，当时荷兰保持中立，本身并无较多的军费开支，帝国判定这种剥削是以乘机剥夺华商资产为目标，随即派遣军舰进驻华商最为聚集的三宝垄。
在帝国的威胁下，荷兰被迫签署了《印尼华商保护条约》，此后帝国海军就一直在三宝垄保留一个小规模的分遣舰队，直到一战结束后也未撤离。
有了帝国的实际保护，华商在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