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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将整篇文章都很仔细的看完。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清醒的人活在沉睡而即将的世界里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秋山真之会痛苦，恰是因为他醒着。
宋彪沉默的哀叹一声。为曾经的这位朋友和日本国内仅有这几位知华派感到痛苦，自从中日经贸大战在1913年基本分出胜负，日本产品大规模的离开中国市场。日本和中国的民间往来就几乎中断。
中国还是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由于环境急剧恶化，现在也派遣的越来越少，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少，如果从库页岛计算，两国的领土已经接壤，如果从东西琉球算起，两国只是相距三百公里的海峡，两国的交往却已经近乎是彻底的中断了。
双方再也不了解对方，片面的去想对方。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真正敲打了宋彪心灵的则是秋山真之引用福泽谕吉的那句话——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
他对此已是无话可说。
日本的国内市场太小，而中国的国内市场是日本的十几倍，帝国的经济、工业的发展又有不同的逻辑和方式。虽然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差不多的廉价，但是中国拥有雄厚于日本几千倍的物产资源。
中日经贸战争从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一战期间，欧洲工业大幅度衰落，中日的产品都仿佛有着无限的市场空间，只有这几年是日本在大正年间的繁荣时刻，从1921年开始。中日经贸战争又开始变得更为激烈，双方都在固守本国市场的基础上在东南亚、非洲、中东、欧美大面积的厮杀。
当日本连大部分的生产原材料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注定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日本为了维持军费所采取的高税政策，中国则因为财政宽裕采取轻税政策，导致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的工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以及更为宽松的人才引入计划同时使得中国工业在技术上提升迅猛，从一战开始就有计划的不断提升和扩大，在1921年的这个分水岭，除了造船业，双方的差距已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难以追赶的地步。
即使是造船业，中国除了3万吨级以上的战列舰还存在劣势外，在商船、发动机、锅炉和船用钢领域都已经超过了日本，当日本还需要从英国进口炮钢和特型船钢、主炮时，中华帝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产化和出口。
日本现在只剩下了保护性最强的军工业作为帝国的支柱，中国却已经在油脂化工、工业陶瓷、煤化工、染料、化肥、电气、内燃机等领域都拥有了和德国竞争的实力，在纺织、食品工业也日益逼近英法，在汽车、石油化工、机床、冶金、通信领域向美国冲击，在飞机、电气化铁路、专用机床等新兴领域则已经和德美英法具备抗衡的实力。
在从美国联合机床公司进口了两台万吨水压机用于汽车、飞机、蒸汽轮机、承轴和船舶的制造后，中国也在远东机床总公司挑战12500英吨的水压机和更多的超重型镗铣床。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却从未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在用十年前，甚至是甲午战争之前的眼光在看待中国。
这或许有情可原，在1911年之前，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超过四十万，在1913年之后，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已经降低到不足两万，其中绝大多数还都只是军政方和教育界的来往。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或许是宋彪一手造成的。
宋彪也是在以一种公平的心态看完了秋山真之的这篇《我们到底得罪了谁？》，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中日之间目前的各种问题中，他要占到一半的责任，正是他无情冷漠的将日本踢出中国，也关闭了日本知华派和亲华派的未来，使得他们日渐衰落，再也无法对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
宋彪也难免有些难过的叹息一声，和一直陪同在身边等待他读完全文的汪兆铭问道：“你花了多久翻译这篇文章？”
汪兆铭毕恭毕敬的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翻译完了，因为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让驻日本公使馆送来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给皇上。不过，据最新的情报所知，秋山真之少将似乎已经因为这篇文章触怒日本军方和内阁的派高层，已被勒令退出内阁，据说连海军都不打算留他继续服役。”
宋彪很惊讶的问道：“这么惨？”
汪兆铭答道：“是啊，确实很糟糕，臣下倒以为除了使用蔑称之外，他这篇文章也许还算是很公正客观的，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日本固然再不好，我们也没有必要逼的这么紧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们做的确实不对，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驶自己的权利罢了，难道我们还有义务给日本同等的权利在我国分享富强吗？秋山的反思还不够彻底，如果日本将自己定位在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采取轻税和有限的低军费政策，他们完全可以发展的更好。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每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剥夺其他国家的同等权利，不能靠输出商品和占领殖民地及他国市场来满足自己，这也是我们推行重法爱民之国策，以推动国民普遍富裕为基础国策的原因，只要人民都富裕了，国内市场才能扩大，企业才能扩大，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关于宋彪最后所说的这番话，在欧阳赓总理强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之时，国内就已经做过了全面的大争论，如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国家要强，人民当先富。
日本只是搞反了这个道理。
汪兆铭顿首道：“皇上圣明。”
宋彪想了想，却道：“其实道理就在《劝学》中的这一句话，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只是如何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去解读这句话而已。秋山真之的聪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福泽谕吉，所以我们才说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导行动，可我们的现代思想家又在哪里呢？”
汪兆铭当即答道：“臣下以为皇上才是当今帝国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国之富强，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导着帝国的发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声，却道：“我恐怕还不算是啊。现在的帝国发展的很好，但还远远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是缺乏福泽谕吉那样的思想家。我们总是说要隆礼尊贤，可我们还是迟迟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国的新思想家。这需要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解读西方，又精通国学的大思想家，只有这样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总是再说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怯弱的不敢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借着光复中华的口号大幅度西化而已，只是在此基础上保证了国学的一些基础，只是这还不够，我们西方化的程度远远不够，我们国学复兴的程度同样远远不够。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说的很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汪兆铭听了这番话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马屁，可他一直都觉得皇帝思想虽然不堪称孔孟荀那样的地位，却也实用，足以领导帝国之富强，足以领导帝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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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章 依法治国
宋彪本想通过邀请秋山真之访华的访华的方式挽救秋山真之的仕途，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意识到这对秋山真之而言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
伊势事件就这样的日渐沉寂下来，仿佛像是中日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可这件事对中日关系的最后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它也彻底激怒了宋彪，而日本并不知道这位华皇到底还有多少潜能。
宋彪本已日渐淡出帝国的国务，淡出公众的视野，安居在幕后观看着帝国崛起的这个时代的每一幕，以期求能让中国更好更稳健的逐步成为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帝国。
在伊势事件的刺激下，他又重新开始被逼着再次振作起来，再次走到帝国奔腾的政治舞台中央，挥舞着手中的指挥棒继续率领帝国成为世界第一。
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残酷，每个国家都翻滚在黑暗的世界里，一不留神就将迎来万劫不复的毁灭和血腥的战争。
……
1922年6月22日，在伊势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彪即将正式带着皇室前往庐山度假前一周，宋彪忽然让秘书局重启帝国内阁训政会，这样的消息让整个中央内阁都惊讶不已，因为在中苏战争结束后，皇帝已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召开训政会，这让所有的内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