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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第49～50页。
（11） 据中新网2008年12月24日电：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7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32129万人。
（12） 参见我的博客：《关于人口数字的疑问》，2008年12月。
（13） 如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页；我之所以不大同意的理由，特别是从经济史的观察，参见《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14）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按：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15）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16）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1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1页。
（1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7页。
（19） 《堕胎、避孕与绝育》。
（20） 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21）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89～90页、第84～85页。
（22） 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23）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24）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6） 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引文见《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2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页。
（2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页。
（29） 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未刊稿）。
（30）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1）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第237页。
（3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56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的现象。
（33）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34）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
（35） 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36）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
（37）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5页、第836页。
（3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16页。
（39）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2页。
（40）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4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70页。
（43）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7页。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77页。
（45） 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46）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多处。
（47）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34页。
（49）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5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51） 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第19页。
（52） 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
（53）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此外，他的理论也对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等，提出了挑战。以上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六章“几点余论”（即刊）。
（54）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48页。
（55） 参见拙作：《不是否定革命》（未刊）。
（56）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老同学陈意新教授为我全面介绍了有关争论（2002年6月），使我获益匪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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