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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46）。清人自十八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47）。其内容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工业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48）。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49）。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没有发展的增长”（50）？而在那一类所谓“过密化”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一无是处”。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51）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或以为用它就能分析解释一切），并认为其作用一直就是“负面”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恢复时期”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52）。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非充分生产”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养育了十几亿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53）。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称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整体性贫困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54）。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人也数次得到学界同人的善意批评。如一次在争论中，有同事说：如果把清史写得这么好，还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对此不能不给予正面回答。
问题在这里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关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评者和我也许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夸饰的做法；可能也不赞成十八世纪的政治史只是一个“反贪污史”的观点。为此，我将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们对清史）写得“还不够好”。
另一个是关于“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即便我们把清史写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一些“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理解得太“轻而易举”，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国家了。而中国在二十世纪面临的现代国家的“三层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55）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一以马氏的“马首是瞻”，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一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外，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一个“反向提问”：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才是够味，反之则失去了其意义和现代价值似的。所以，在有关方面，我想，我们还有许多的基本建设要作。
早年笔者曾就人口问题作过一点研究，随后传闻“淡出江湖”，也就不免于“孤陋寡闻”（56）和“落伍时代”之讥。兹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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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旷新年：《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二十一世纪》2009年2月号）；括号里的那几项中，“资金”是“借”来的，“技术”是“学”来的，“资源”是“浪掷”的；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称之为“吃祖宗饭”（（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2） 以上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3） 参见拙作《求学偶得》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2006年第5期。
（5）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
（6）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7） 参见高王凌：《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8） 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9）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2006年第5期。
（10）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第49～50页。
（11） 据中新网2008年12月24日电：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