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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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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借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是古人错了吗
  我那篇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几年有同人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我虽知道当时还有土地可耕,却不能认同这种以为古人、当事人“错”了的看法。
  即使事实上还有耕地可以开垦,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也是一种“肤浅”的学问(也许属于“考据学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是证明批评者自己比别人“高明”罢了,却没能抓住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重大问题。
  这样做学问可就太简单了。至少,我们应该追问,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说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开垦土地,而要往前一步?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只顾当下(当时也有许多地区已面临这一问题,即在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在“基本经济区”即运河沿线省份)。怎能轻率地说他们都错了呢!
  朱子的说法或许可为参考: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晓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见,妄起浮论。”
  “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的方法里,切不可在访谈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说他“错了”(朱熹也说过:“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钱穆按: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
  为什么“口述史”里要这样规定,——《过去的声音》中的《访谈》里特别强调:面对一个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和“同情”,“坐下来静静地听”。哪怕是陈述他极其荒谬的理论,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论点,“你不能反对,也不能表示异议或嘲弄”,——请同学们想一想?
  对《从清史解读当代》一文的解读
  我对清代经济政策的研究,始于1982年,研究生毕业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时间了。
  很长时间,我都不看好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着的传统》)。在那些近于晦涩的文字里(包括1987年在美国若干所大学的演讲),都没有提及当代,只是在讲清史(当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两位老友和华府的两个对华顾问,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篇文字“看不懂”并没什么奇怪,它确实“不好理解”。
  要想弄明白,我以为就要回到80年代。这是解读它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时过境迁”,许多已经不是“时代问题”,而成为“历史问题”。它已是一段历史,和历史的思考。
  另外,并非每个人都关心农业问题,即使在那个“农村”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有很多人不关心它。我们总不能说那些人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为“混饭吃”,“为稻粱谋”。何况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课堂上,我不得不讲述这段历史,但也尽可能避开它,宁可讲些别的。
  只是到最近几年,因为友人唐晓峰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故事,我才想到,说不定那篇文字,在当初还是有些价值的。退休以后,我整理旧档,找到了“带头大哥”的那封信。但也不过如此。
  最近,因为另一篇稿子,吴思先生给我“出题”,我才写了这篇文章。才把许多话说的这样清楚,即清楚地把相隔二三百年的历史联系起来(所谓“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点明“古今”之间的关系,给它一个“定位”。
  30年了,才达到这样一个境地。自己一直也不怎么清楚(至少和今天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学问,需要“积淀”,这也算是一个例证。
  这样的文章,看得懂看不懂都没关系。它本身已是历史,跟当下各位必须表态的事情不同,我也不会给您扣一顶“不想当明白人”的大帽子。
  尽管我觉得它很重要,认为这是近三百年中国经济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关节之一。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它揭示出来,也许这就是这篇文字的意义所在。尽管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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