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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百姓有他们独特的处事方式，一方面他们克制和忍耐，一方面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并由此取得辉煌的胜利（《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的官与民》）。
于是，何天爵先生又举出一个例子，以证实这一番道理，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式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不是很有趣吗？
如果“歪批三国”，说中国的老百姓装作软弱，诱使地方官（或他的对立面）犯错误，作出过分的举动（在他的故事里是税收一涨再涨），这，该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啥子个历史观点
《读书》上有文章提出：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一言以蔽之，“国家建构”蔚为主纲，成为通常所说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此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之中，是为这一进程的收尾阶段。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曾经历了从“宗教文明秩序”、“伦理文明秩序”到“法律文明秩序”的进程，中国似乎不脱此径（许章润：《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载《读书》2010年第9期）。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有光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是“玄学思维”，是讲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全不一样（周有光：《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这些个“历史观点”，这些个“顺序”，在我看来，真有点莫名其妙。而且，都是照搬外国（没一个是“中国中心观”）。其中一文还说：不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各位看看，是否“驴唇不对马嘴”？——我想，有些人恐怕永远明白不了，我们中国可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的。并非这些乱七八糟的“老古板”。
照我说来，“将来有一天”，中国就会走上一个既非“专制”，又非“民主”，而是“回归传统”的“国家建构”，——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却非我一人的主张。
不过，许先生为了所谓“国家建构”，最终提出了中国现下“道统”申明的问题。这或可说明“吾道不孤”，不过“再建道统”，可没有现成的简单答案。
在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放”“废”了自己的“皇极”和“大公”（参见笔者与刘洋合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而依傍外人外力，贪图简便答案，宁肯大脑弱智化，偏爱那些白开水口号，以致迷信什么“科学”（记得过去党国曾专批过科学至上）、“民主”、“法制”、“阶级斗争”……看似简明扼要的东西，——其实，世上哪有那么简便的事呢！
不解决三大误读，就是假爱国
最近，网易读书视频发表了“高王凌谈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经济剥削、政治专制”，在我看来，这些自然都是大问题，有必要再谈，甚至反复地谈。
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社会上仍充满了无数的“陈词滥调”、对中国文化的“污蔑之词”，比如：
一、人口（社会史）：人口过多，资源奇缺，环境破坏，食品短缺，民不聊生，发展无望……
二、地主（经济史）：强占土地，残酷剥削，欺男霸女，垄断乡里，暗无天日……
三、专制（政治史）：帝王世袭，专制集权，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自由无人权……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还有何“可爱”可言？如果各位一方面高谈“爱国”，一方面漠视“三大误读”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你不觉得这中间存在很大的无法调解的矛盾？那，你“爱”的究竟是什么？
以下我要说几句严厉的话了（往往我是留有余地的）：
这三个问题涉及“三宗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污蔑传统罪。怎能等闲视之？
谁若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死敌一边；或是表面说一套，实际另一套，——那就更是用心险恶了！
我还要补充说明：有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个对立面，不管它是一种“常识”，还是“从小听来”的，我在访谈中已经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专制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以前你可能没听说过，以后可不要大惊小怪了！
此文可能冒犯了自百年以来，自九十年、六十年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无数毕业生和大人先生，那也是迫不得已，各位实在是该猛醒一醒，不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因为，这都是罪过啊！
民主原来也有或然性问题
民主，也有个“或然性”问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竟然说“民主”也能导向“专制”？
倾读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他就说出了这一层意思。看来，施先生是比我专业多了（每每在文章里说了“自谦的话”，就会被批评者抓住，原来你只懂得一点点啊，有限的很啊——取消你的发言权，“打翻在地，再……”令人无所措手足）。
他说，“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能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按：浅薄如我辈，就不知道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批判”）？
比如，从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直至希特勒极权，他们的政权都是通过民主制“选举”产生的，都拥有“民意”基础。尽管这些暴力统治最终被推翻，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惊人。
施先生接着声明，但我们别忙责备和否定“民主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上，“君主制”也产生过许多罪恶，产生过“专制”（在大多数读者心中，中国历史上那罪恶那案例可是举不胜举啦）。但它（传统政治）与专制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种“或然性”关系。
“民主制”也一样的：“君主制”是主权问题，其专制性是“或然性”问题；因而民主相对专制也只能产生“或然性”结果，它自身的无限性特征反而会暴露其专制性：拥有选票同样也能选出一个暴君。
好，就介绍到这里吧！
按：我写作此文，并不是要参与到“宪政理论家”的“大量批判”中去，凑什么分子，更不是要“反民主”（尽管很容易被这样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是给中国传统“辩诬”，或者至少，要给她一个“对等地位”罢了。
中国并非专制主义的又一举证
我在关于乾隆的一本小书《乾隆十三年》中写道：皇帝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于是我引用了同时期法国一位著名学者魁奈（Quesnay，1694～1774年）的话，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而为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94页）。
算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又一举证。
君要臣死臣便去死？
刚刚播放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几次提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听后感到说不出的难受（金圣叹所谓读之“弥月不快”者，此之谓欤），于是查了查工具书（如《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据说，此句出自《三宝太监西洋记》、《说岳全传》以及更晚一点的《清史演义》，都是一些小说（第762页）。我也不记得《水浒传》里面曾经有过（有朋友查出来尽可告俺；金圣叹所读《水浒传》古本里是没有这一节的，如果有的话《辞海》也不会不收）。我写过《乾隆》，在我的印象里，“专制暴君”如乾隆者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辞书里倒是记着一句：“君不正，臣投外国”。出自《封神演义》。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却是湖南某地的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