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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以民主对应专制，以为今日不管是啥，将来必入民主，——批评者多没注意，我所说的皆非当下，而是将来，——将来可能既非专制，也非民主，难道没有别的正路可走？
（另外，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这些话可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一向很少有人说起罢了（或说者太少），所以“耸人听闻”，也是正常的吧。但说我是为“出风头”，我却不敢承认。我讨论有关问题，已有不短时间，各位可以查阅。当老师三十余年，所以说了又说，若不喜欢，就看做“职业病”吧。
夜读王阳明，先生曾说：“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某尤不量其力。“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毁其……诋其……有嫉……有恶……者。虽子路尚不能无疑其所见。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又说，所谓“格物”者，“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亦“皆所以修身”（《传习录》）。每日写一点文字，讲明义理，大约也是如此。
书此明志。
回归传统和再建道统
就我的访谈视频，有朋友写信来说：您这个专题很火暴啊，目前为止最火暴的专题，成千上万的网友山呼海啸来骂您。真应了您的大民主概念啦。还有朋友说：“‘标题党’们基本没看人口负担，经济剥削，直接就看不是专制了。话说回来，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平心静气的看历史呢”？
我想，这可能就是“三大误读”一起谈的后果吧。可经济（租佃）、社会（人口）、政治（专制），一次谈出，也许能较全面的说出我的见解，它们对所谓“再建道统”，也是缺一不可。
我曾经说：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有一位外国朋友柯乐洪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在政治之外）中国人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国民生活中微不足道，这是最大的事实。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不了解中国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有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转变中的中国》，参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则在《中国的地权及农村的生产条件》中引述一位约翰森先生的话说：我得知，耕种者拥有土地的约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这与我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而与一般说法大相径庭）。
以上只是读史偶得，随手拈来，说说而已。中国古代肯定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洗衣机（将来存下这一部分并非没有可能）。中国古代一样不认真统计耕地、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丈量过全国耕地），对粮食总产量更没兴趣。中国古代也一样有杀戮、有饥荒……传统时代也可能有好皇帝，比如清代康熙……
所以我的“口号”，一是“再建道统”，因为这个国家已无传统圣贤“道”之“统绪”，第二个，就是“回归传统”——大约这点现在十个中国人里头就有九个不能同意的。
高某已经年届花甲，终于有了这一点体悟，并在中国知识界大胆把它说出来，各位可否费一点神，略作思索？
不知你崇信哪一位老外
本篇大意是说，最早把中国传统政治定义为“专制政治”的，是出自一些老外，其影响不言可喻；同时老外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持相反的看法，比如老一辈的“中国通”何天爵先生。他在其名著《真正的中国佬》（1895年）中，就曾批评一些西方人说：
西方人总是对中国的事物产生误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来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套古老政治制度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难以解开的谜团。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政府应当或多或少或完全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选出的政府要实行分权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同时，还要实行政务公开，使之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基于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彼此纠缠不清、互相渗透、互相冲突的权力集合体。他搞不明白，这样一种体制如何能够存在下去。最后，他用那一为大家所熟悉的老生常谈“专制政治”，来划分中国的政治制度，给它贴好这一标签之后，他就撒手再也不管了。
这也许就是称谓中国“专制政治”之源；出于老外之口，使用的自然也就是西方语言，我们说过，那个“专制”概念其实跟中国史实是不搭配的。何天爵根据他在中国几十年的观察，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误解。
何天爵先生又说，在中国古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中国关于政权的理论，即“一切权力来自上天”。这调换了的两个字（按：即上天与人民），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
中国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长久得多：它不仅成功地统治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口，它可能占整个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还给它的臣民保证了适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荣。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一体制下的权力构成形式一定存在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就中国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把它称为“专制政治”并不准确，也不公正，它会使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所以可以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的中国人的宗教。
表面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就像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大家长，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是这一体制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专制和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官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太少。
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人们享有高度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在一般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因为他们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谜团的钥匙（《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人的政府》）。
看来，不但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打不开这个谜团，现代中国人也迷惑于其中了，而这个迷惑不是从别处，正是从那些外国人那里来的。
让各位难以释怀的是，是你知道许多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故事”，却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的“理儿”；也不知道，那些“事儿”与“理儿”虽然对立，却是同时存在的两回事，不应该拿那些“事儿”废了相应的“理儿”。就拿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多少无比黑暗的事儿，从德国，到俄国，到中国，……那都是从西方传出的吧，你可曾同样地分析过那些西方的理儿？
一个老外对十九世纪中国政治的切近观察
我们后世人读史，一般都是从文字史料出发，可是，材料是“死”的，赶不上“活”的切身观察。不管记录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让我们还是看看那些“口述历史”，看看“当事人”曾经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人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默默忍耐。实际上中国的民众绝不是感情迟钝、呆头呆脑，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由于惧怕官府，或为躲避惩罚才忍受欺压。对待地方官，他们绝对没有像对皇帝那样谨言慎语，而会很自由大胆地指责和批评他们。对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确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但地方官的行为太过分时，他们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清朝的地方官员一般要履行三种职责，他要负责维持一方的安定，要负责收取或减免朝廷的捐税，另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毫无怨言，彼此相安无事。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