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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孔子）儒学，成为“儒学”（不是“经学”、“理学”，或“考据学”）“通经致用”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式。
清代十八世纪的这批“经世学者”与“考据学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现在学术取向上，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做派上，处处都不一样。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员，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问题，并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对策。他们是“体制内官僚”，与清初“遗老”构成的“政治反对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样（也不排除有乡绅和其他知识阶层参与其中）。他们可能也从事学术活动，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业。与“汉学家”相对，他们很多都属于“理学家”。同时，还不能忽略皇帝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康熙时由发现人口问题，引致对经济对策（“农政”）的探讨，乾隆朝发起扩大仓储（“粮政”）的新一轮努力，等等。这些可能终将有助于划定这一研究的范围。
如此来说，十八世纪最重要的“经世”之务有“农政”、“垦政”、“粮政”（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平价），“财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赋），以及到十九世纪才显得更为突出了的“盐政”、“漕政”，等等。
其涉及范围，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其所涉及人物，有见于《清史稿》的陈宏谋（仕于多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裴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见于《清实录》的张广泗（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耀（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绂（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或如张之洞所说：“理学家”之外，别有一种“经济家”，其名臣若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或自有专书”。（23）则可以分别立传。或可以事件叙述，举其一端，加以条贯（如劝农策的制订和推行等）。至于《皇朝经世文编》，即是十九世纪经世派的“教科书”，则可与《切问斋文钞》等书，同作专门的研讨。
过去的思想史研究多少偏重于学术思想，侧重于那些构成“思潮”的流行者或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而对其他种种则不大在意（特别是在思想史中缺乏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内容）；在研究对象上也偏好文人、学士，而对官员乃至皇帝等人的思想作为（包括意识形态），则不免有所“歧视”，更难及于普通人之生活想法与经营进取（如农民在生产上的“重副轻农”，在交易上的“同步反应”等）。
另一方面，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也过于重视“考据学派”。这就难免“以偏赅全”，因此有学者提出，当时“考据学不是主流思想”。（24）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清代的“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文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了。但上述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哪一个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显然，考据学家是不关心也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朝廷上的大臣呢？那些将学问与经世相结合的“理学家”和“乡绅”呢？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几朝皇帝呢？不正是他们这一大批人在积极带头思考这些问题，制订政策，并付诸实施，创造出历史的鸿业？不错，古人重视“内圣”之学，但若因此而忽略了“外王”致用的一段，那恐怕真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误判！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眼光，关注到这一个层面上来，从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来搜集资料，通过对这批人物“所思所想”和“实际行为”的挖掘研究，从而建立起“十八世纪经世之学”。
十八世纪“经世派”的活跃时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后它就渐归消沉，甚至为“考据学派”所“取代”。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一个政策“收敛”期的到来，“经世之学”虽没有“无疾而终”，却似乎是越来越“过气”了。实际上，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理路，及社会自发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于政治打压，也并非全由政府提倡，而“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25）另一方面，种种学术的升降和风气的变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经世之学”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探求，未必为大多数学子所关心，而“考据学”则可供社会上一般士人“把玩”，何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以此为“职业”了呢。（26）乾隆二十年代，“考据学派”随之兴起，蔚为风气，到乾隆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这与乾隆朝政府政策进入一个较为迷惘的“无策期”，或许也有一定关联。
可惜的是，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经世学”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有关遗产并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活着”而“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赋役”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经世文编》（或类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问世，世人对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学术，恐怕都会有一番“刮目相看”了。也许，历史上就总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让后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无所作为？
讷亲的悲剧
在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中，“金川之役”俨然成了一出重头戏，它并非从正面，而是侧面，从官场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其中一个要角不是别人，正是讷亲，没有他的失败就衬不出傅恒的成功来。只是还有一点“意犹未尽”。
乾隆初年，皇帝身边都是一些雍正朝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此时满洲亲贵、公爵讷亲，经皇上刻意栽培，成为新的核心班底的首要成员。所谓“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作为大学士、独自承旨的首席军机大臣，一时之间，讷亲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乾隆九年，他作为钦差大臣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当时即有人认为，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实地考察。但讷亲回来，所作报告如何，似乎就没人提及了。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
《清史稿·讷亲传》所言：“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似乎就不无疑问了。而更难面对的是权力的诱惑，《稿传》接着说，“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说的恐怕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皇上。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的败绩，皇帝这才提起讷亲的诸多不是之处，
（赴金川途中）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以前则置若罔闻，从不提及，迟之许久才突然翻起老账来。大家不妨想想，还有什么，是皇上始终隐忍，未曾说出的呢？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