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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理学”、“考据”，都属于“经学”，都是从“经学”的视角说话。而“经学”虽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却绝非等同于儒学，亦非儒学全部。自先秦以来，儒家所说“通经”，乃为“致用”，绝非仅为“通经”而“通经”，为“读书”而“读书”。《大学》曾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这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也指明了人生努力的方向。（9）于此立定脚跟，由内而外，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意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经世学派”的志向。（10）他们也正是在十八世纪，特别是乾隆初年有着上佳的表现（集中表现在其后成书的《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里）。
不错，出于一般知识分子对“考据”的推崇（甚至以为考据才是真学问），皇上本人也无例外地醉心于考据活动，这里既有他个人的爱好，（11）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实际政治的考虑。如儒家经书需要考据功夫，来发掘它的真义；（12）这不仅仅是务虚的，也有务实的一面（如乾隆初年制订“礼乐”的需要）。但要说皇上就以考据为最高学术，恐怕就太小看他了。
乾隆一朝无与伦比的丛书搜缉，收录了那么多的古今著述，这难道不是“钻故纸堆”，或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错，《四库全书》收录了清代各朝的御制文书，但雄才大略的皇上难道不想再写一部自己的“大作”？难道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可以一展身手？显然并非如此。除了早年的《乐善堂集》以外，皇上还有很多著述，散见于各处，如《御批纲鉴》、《经筵御论》，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总的整理呢？
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的努力。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戒律”，即不允许编制本朝文选，如《名臣言行录》等。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何以只收集至康熙朝，主要表现十八世纪言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何以至十九世纪才能出现？此间似乎不无“隐衷”，而对于这种隐衷，可能只有皇帝身边的臣子才能略知一二？如对此有所阐发的陆耀、庄存与，都曾是皇上身边的近臣。
以往有关清代经世思想的研究，大多只注意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纪顾炎武、颜元等人的经世思想，以及嘉道以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而对十八世纪则较少关注。一般认为，魏源、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经典之作，代表了经世派的最高成就。其实，十九世纪经世之学虽进入“显学”和“兴盛”时期，然而在“规模与重要性”上，都不及十八世纪的有关努力。（13）而在体例上，《皇朝经世文编》更是仿照了陆耀的《切问斋文钞》。（14）
陆耀，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八年，迁户部主事；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乾隆四十年，（15）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16）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
《切问斋文钞》反映出十八世纪的经世之“学”，已经将学术和实政结合在一起，并非只重其一。而《皇朝经世文编》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十八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17）
通过陆耀《切问斋文钞》的经世思想内涵，可以了解到，清朝经世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符合逻辑的过程，不光只是在清初（十七世纪）和清末（十九世纪）清朝士人才具有经世思想。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既阐发了传统学术的经世之理（学术部分），又提出了具体的经世之术（财赋部分），是儒家经世之学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功能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代表，集中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经世思想，“可谓传承经世思想的典型”。（18）所以经世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断层”，不能“不加辨别地接受中国十九世纪慷慨激昂的政治变革论者认为经世意识在十八世纪已销声匿迹”的论点；（19）十八世纪“‘经世’的意识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20）通过对《切问斋文钞》的研究，“不仅为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活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连接起了从晚明到晚清的经世文编长链”。（21）
《皇朝经世文编》除了受到陆耀的很大影响以外，还有一个思想学术渊源，即是与魏源等同属一个学派的今文经学“鼻祖”庄存与。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耀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世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另外，据说章学诚（实斋）史学之长处之一，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22）这是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因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并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不过，即使把《皇朝经世文编》中有关十八世纪的部分抽取出来，我们仍对它有许多不能满意之处。今日要想弥补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写清朝《经世文编》不可。为此也许应该补充进很多内容，特别是对经世派“头目”的皇帝本人的许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录。
例如，在《户政》中“农政”一节，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谕（像许多志书曾援引过一样）；在“垦政”一节，加入乾隆初年的有关争论；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治体》中，增入皇上那些有关的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
就像清代经济政策，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价值的东西一样（如垦政、农政、粮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见于各处），恐怕也需要后人来总结了。
乾隆初年，首先兴起的是“经世之学”，其思想内容体现在“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数十年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中），与清代经济政策的“活跃期”及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他们，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当日还没有“经世学派”这一名称。它在中国儒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像《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所表明的那样，把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并把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部分又需随时代而变化），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学，成为“儒学”（不是“经学”、“理学”，或“考据学”）“通经致用”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