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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
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ISBN:9787514127164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图书》历史》中国史》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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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部曲之《马上朝廷》,是人大清史所高王凌教授推出的第二本“纯清史”“政治史”的著述,则讲述了乾隆帝六次南巡,以及南巡途中发生的诸多“文字狱”,伴随的是“伪奏稿案”“彭家屏案”“割辫案”“王伦案”……这个故事呢,场面大,人物多,案情复杂,关系紧凑,捧读起来更像读故事。期待读者们能从中悟出自己的清史来,每人一本真清史,每人都是清史家。有史自己讲,不听他人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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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乾隆朝第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第二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本书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以南巡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一个个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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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关于乾隆帝的第二部小书《马上朝廷》。继《乾隆十三年》获得成功之后,它的出版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我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让我来写乾隆(比如说《乾隆通纪》),第一,我要把它写成政治史,而不是把它分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与此相关,我曾在人大清史研究所提出,“政治史研究”应作为研究所的“主导方向”。这也许更接近传统的历史书写法(如《史记》、二十四史),以政治为纲,兼及其他(仅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社会问题)。也不一定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政治上层”,或客观环境决定主观行为,更不以为历史的“长时段”能规定“短时期”等“事件”(犹如康雍乾三个皇帝,施政却个个不同)。
我的第二个主张是,乾隆朝必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没有它这么长)。
为此我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是“乾隆中期”,大约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是“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
一般史书都没有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阶段,我的考虑,是因为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极具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如所谓“回向三代”(包括“粮政”等),它们多跟所谓“养民”有关。总而言之,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它既非“西师”,亦非“南巡”),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探讨,包括那些不合众议的内容。
所谓“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打算以南巡为中心,把好多事情都串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问题之一),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的一个个写下来。
现在献给大家的这本《马上朝廷》,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
如果说,在乾隆朝的前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这一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
是好是坏,还请大家批评!
一、首次南巡
1.马上天子
从所谓“养教兼施”、“先养后教”的宗旨出发,在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里,政治的重点集中在了“养”上,而在其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以说它就转向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昔人有云:孔子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1)乾隆一朝,也未始不可以这样作阶段划分。
在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中,我曾把“乾隆初政”作为它的第一个阶段,并把其结束时间定在乾隆十五年前后。这本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在任何阶段划分中,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从十六年起,皇上开始南巡,——他后来曾一度把“南巡”与“西师”当做毕生的两件大事,——同时,开始了乾隆朝第一波的文字狱。(2)
与父皇完全不同,今上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是他的皇祖,而犹有过之。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狝木兰五十二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十余次,(3)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皇帝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对于乾隆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皇上所以如此频繁地出巡,以至于当时朝鲜使臣称清廷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4)是因为他把巡幸活动看做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他曾在《御批纲鉴》中针对“宋主微行”写道:
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卷71)
就元顺帝“端处深宫,委柄臣下”,写道:
狝狩正当习劳,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卷98)
乾隆十二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他曾对此中原委作过一番分析,说:三代以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是汉、唐、宋、明。而在这四朝历史上,往往开国后不过一两代,便会发生内乱。究其缘故,不仅是因为上苍不再眷顾,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怠于政事。正是有鉴于此,皇祖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虽然巡狩也有“耗财劳众”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两相比较,“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矣”。历代帝王失败的教训和皇祖成功的经验给了他深刻的教育,认为目前虽“值四方宁谧之时”,但为保住祖宗留传下来的江山基业,“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5)
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时间大约一百一十天。(6)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皇上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说: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所谓“有孚惠心,勿向无吉”,予尝以此自勖也。
南巡是效法其祖父圣祖皇帝,为此皇上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河工关系民命”。即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对治河方案做出抉择,并标榜自己南巡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满足一己享受。
南巡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数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