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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紫达不信任地看了看女军官，问：“小姑娘，你知道我到这黑咕隆咚，神乎其神的鬼地方是干什么来了吗？”女军官虽无官阶傲慢但不乏性别傲慢，她反问了一句：“您到什么地方来了？”老贺紫达看看对方，改口：“到你这仙洞里来。”女军官马上应道：“谢谢。”
女军官几次请贺紫达坐下，贺均站立不睬，女军官只好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投影屏上出现文字，女军官同时说明：“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八时十四分，通过D系统传来的指令，贺紫达副司令员到三十六号基地，主要目的是为查询其第一个妻子杨怡，一九四七年于大石山解放区蒙冤致死的详细原因。以下是有关杨怡同志的全部资料。在提供资料时，可以记录，但不允许复印。”
贺紫达有些发愣。
“您可以先看看原件。”女军官拿起一本装在塑料袋里的发黄卷宗，并端起茶杯递过来：“如果您需要记录，茶几上有纸、笔和花镜。”贺紫达的眼睛一直朝着屏幕，未接卷宗和茶杯，仍不大信任地：“你多大了，小姑娘？”
女军官肯定是在“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堆里打交道打惯了，带着先发火力压制的气势，直视贺紫达，干脆应答：“周岁三十四岁，女儿三岁，因此您别叫我小姑娘。另外，我是我国首届军事学硕士，在这里从事我军普通军人特殊案情研究工作已经三年零七个月了。”
贺紫达顿了几秒，举起拐杖，敲了敲屏幕上的两处文字：“什么叫‘第一个妻子’，我老贺又没讨第二个老婆！去掉！还有，杨怡的怡字应该是仪表的仪！”女军官看了一下，马上道：“您有权更改这条资料。谢谢。”
贺紫达终于在沙发上坐下来。女军官也回到微机前坐好，她对侧前沙发露出的贺的后脑勺说道：“原件上有些手写的字迹不清，请您告诉我，我将它显示在投影屏幕上。”
贺翻了几页就合上了：“这些东西，四八年在解放军总部我就看过，我现在来，是想听听你们现在是怎么说的。”女军官：“那么贺副司令，开始吗？”贺盯着屏幕：“开演吧！”
女军官操作一阵，照原文念着屏幕上出现的文字：“杨仪，女，一九二七年五月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一个从事土产贸易的富商家庭。中学时代受我地下党的教育投身革命，并于一九四五年奔赴延安，就学于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六年底与榆北军分区司令员贺紫达结婚后，被派往上海，负责著名的民主人士邵梦迟老先生与我党的联系，公开身份为女佣。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反动当局为恐吓、镇压民主运动，抄砸邵老先生府宅，杨仪等人一同被捕于提篮桥监狱。在狱中，邵老先生曾力劝杨仪趁身份没有暴露，权且在监狱当局的拥护国民政府的声明上签字，争取出狱。杨仪不从，邵老先生便口述了一条密语：LX207，称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必须及早送到仙霞路鸿福绸布店。在此情况下，杨仪为完成任务而签字出狱。但上海仙霞路上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店铺。一周后，邵老先生被杀害。杨仪辗转至大石山解放区，在独立旅任机要译电员。当年八月，提篮桥监狱书记官王生华携带部分档案资料投奔革命，关于杨仪在拥蒋声明上签字一事引起中央保卫局重视，派专人楚风屏将密件直送独立旅旅长姜佑生，令其临机处置。在审查中，杨仪承认其事，同时又说，邵老先生还曾嘱咐：如果不能将密语传给那个绸布店，就只能将来直接将出狱真情及密语告知中央的吴大姐。届时，大石山面临国民党多路进攻，情况危急，姜佑生数次电报询问中央，但吴大姐恰在苏联治病，无法核实杨仪辩词。当时杨仪已怀孕临产，不便随部突围，同时她身为机要人员，掌握我军大量核心机密，案情不清且不能留在敌区，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杨仪本人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凌晨跳崖自绝……”
“不，不对，不是自绝！”贺紫达突然暴怒地吼道，“是那个姜佑生杀了她！是那个姜佑生逼得她跳崖的！”女军官沉默一阵，缓缓答道：“贺副司令，您无权更改这条资料，如果您坚持，请与本馆第三室联系。”
贺站起来，转过身，冲着女军官继续吼：“到今天了，你们还是这样讲！我用不着与任何人联系，我知道是姜佑生干的！一九三四年我和姜佑生在红三军团当红小鬼时差点被打成AB团，也差点被一个混蛋为了省子弹逼着去跳崖，幸亏是老号长谢石榴救了我们。可后来姜佑生也学会了神经过敏！也学会了整人！整整四十五年了……尽管这个姜佑生半年前已经死了，但我绝不能饶了他！你们是历史，你们应该在历史上记他一笔账！知道吗？你们是历史！”
女军官也站起身，温和沉静，但还是那句话：“贺副司令，您无权更改这条资料，如果您坚持，请与本馆第三室联系。”
贺问：“到那儿找谁？！”
女军官笑笑：“还是找我。不过，那时不是咨询，而是讨论。”
老贺有火，欲脱大褂，拐杖碍事，随手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大响。这时电脑自动反应一阵，屏幕上出现一串文字，并发出“机器人”式的声音：“本室为YYZX第十八咨询室，请注意除了会话，不要发出其他声响。”
女军官马上解释：“这不是我说的，是电脑。来访者声音大一些，或不冷静，有什么异样动静……它有这样的功能。”
屏幕上又有字，“机器人”又说了一句：“对不起！”贺紫达被弄得愣怔片刻，大笑起来：“鬼东西，这是什么鬼地方！”
女军官见“警报”解除，柔声问：“贺副司令员，是否继续？”贺脱掉大褂，重新坐好，恨恨地说道：“继续！”
女军官接着操作，解说：“全国解放后，姜佑生同志的妻子楚风屏，亲自到中南海面见吴大姐，终于弄清，吴大姐与邵老先生在故乡时，曾经有一种特殊的交流读书体会的方式，他们习惯将书名或作者名用英文缩写字母代替。LX207系鲁迅文集207页。在这一页的文章标题是《救救孩子》。原来，本案的真相是，当年邵老先生在察觉杨仪已身怀有孕之后，不忍其母子被害，于是谎称有一条密语要紧急送出，将杨仪诓出监狱。此事完全是缘于一位民主老人的善意而发生的不幸。一九五一年六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为杨仪案正式做出结论，杨仪同志遂被定为革命烈士。结语：在战争时期，这种情况亦属十分个别。杨仪同志，以及那个未出生的孩子，确实应当被视做是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杨仪烈士永垂不朽！”
荧光中，贺紫达的面颊上两行老泪滚滚而下。随着文字的跳动，他看见的是一张张脸：杨仪、楚风屏、姜佑生、谢石榴……
沉默良久。女军官轻声问：“贺副司令员，您是否需要休息一会儿？”贺有些气滞地回答：“刚才，我说过，我当年是红三军团的，你能说得出三军团第三师有两个连队政治委员的故事吗？他们一个叫石元祥，一个叫曾彬农。”
女军官操作一阵：“石元祥同志、曾彬农同志的事迹见于一九八九年四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回忆录》上卷，文章记录：肃反委员会有一次提供的所谓‘AB团’分子名单上的人，大多是连队基层干部。记得其中一个名叫石元祥，一个名叫曾彬农，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革命，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他们暂时上山躲起来。每天，我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吃，打起仗来就叫他们下山，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参加战斗。战斗一结束，马上再上山躲藏。他们两人明知上边要抓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他们曾向我表示，希望以此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革命。可是，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时，石元祥、曾彬农几个人尚未来得及躲避，就被肃反委员会抓捕，不久就被杀掉了。我痛惜万分，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何以滥杀无辜！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我也被怀疑有问题，也被抓起来‘审查’。幸好彭德怀同志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有人说我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就是指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