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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胜利果实正摇摇欲坠。
消息传开，一片欢腾山呼万岁，绷紧了二十多天的神经一下子全放松了，全军上下欢天喜地预先庆祝起胜利。
庆祝活动还没开始，就听营外马蹄声惊天动地，随即四周连绵响起恐怖而绝望的惨叫。
石超领着五万大军杀了进来。
三、荡阴之役
不能过分责怪陈匡、陈规的情报不准确，当时邺城的动向确实很难掌握。
像皇帝亲征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创业之初天下未平的时候，比如汉高祖亲征匈奴、英布，汉光武帝亲征隗嚣等等；守成之君亲历戎事冲锋陷阵，翻遍史书都十分罕见，偏偏今天就发生了。旁人还可以袖手事外看热闹，邺城内诸色人等都被平地惊雷炸晕了，《晋书》上说“邺城震惧”。
受打击最重的当然就是漩涡中心的成都王，朝为宰辅皇嗣，夕为皇帝指名点姓的头号逆臣，而且还有劳皇帝亲自操刀捉拿归案，这人生的起伏波折也未免太剧烈莫测了。
成都王心乱如麻，皇帝天威难拒，多年的苦心经营眼看要化为乌有，前途帝业终究春梦一场，怎么办？成都王慌不择路，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逃。
一逃那就万事皆休，不仅富贵难保，性命也难保了。幸好当时身边有个下属叫步熊的制止了成都王的蠢动，这步熊据说有道术，神机妙算，他掐了会儿手指，很坚决的断言：“勿动，南军必败！”
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信奉神道，成都王是孝子，与母亲保持了一致的信仰。步熊的仙风道骨与斩钉截铁的吉言镇定了成都王的心神，同时他也从最初的震惊失措中平静下来。头脑一恢复运转，成都王就发现局势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绝望，在军事实力上邺城并不落于下风，压力主要来自舆论。皇帝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正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与皇帝作战，压力首先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成都王觉得有必要在内部统一意见，安抚邺城惊恐迷惘的人心。
于是成都王召集邺城大小官员到丞相府议事，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官僚们都知道，这种场合与其说是用来问计献策，不如说是用来选择立场表忠心的，此时的一言一语都会影响仕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两年前在洛阳，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祸，最后只得跳粪坑。这段佚事广为人知，有这么个臭烘烘的前车之鉴，此刻谁都不敢言语。
当时东安王司马繇正在邺城替母亲诸葛太妃守丧，他是宗室前辈，也是朝中重臣，觉得有资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须，他说：“天子亲征，殿下应该放下武器，缟素出迎请罪。”
成都王心中其实早已拿定主意，此刻他只盼着群臣识趣附和一下，制造一个众望所归不得不然的样子，然后领兵出城把皇帝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竟然跳出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者。东安王的封国东安国与其父的封国琅琊国都与东海国毗邻，仅这一关系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东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呵斥他，所以黑着脸隐忍不发。
东安王带了头，其他人就受到鼓励，胆大起来。折冲将军乔智明是鲜卑人，察言观色不如汉人那么机敏，他也劝成都王出城投降，迎接乘舆。成都王一肚子火气总算有着落了，他痛斥乔智明：“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
成都王指桑骂槐，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其中“共事之义，正若此乎”八个字分量犹重，相当于在质问乔智明：“你让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与我同一阵营？你是否对我忠诚？”
成都王如此态度，当然不会再有人不识趣，马上就有司马王混、参军崔旷表示成都王英明，我军应主动出击，从持驾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余众人也都唯唯诺诺。成都王很高兴，拨出五万大军，给石超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率军出城迎敌、救驾。
荡阴，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
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阵形紊乱毫无章法，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
惠帝坐在御辇上，周围杀声四起，头顶箭矢飞来飞去，身前身后不断有侍卫受伤倒下。敌军士兵步步逼近，充满杀气的脸庞溅有血污。打到最后，陈眕、上官巳也带着部分残军逃离战场，风声鹤唳日夜兼程，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城；东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阳依然会有灾祸上身，于是改向东南方向逃窜，目的是徐州下邳，寻找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的庇护。惠帝北征的时候下诏要求司马楙出兵，司马楙没有从命，这已经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东海王来投奔，司马楙当然也不会接纳，东海王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位于徐州中部的封地东海国，等候处分。
领袖们都逃了，随扈的百官也当即做鸟兽散，他们的命运各异，有的逃回了洛阳，有的死在战场，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怜而无助的撂在装饰华美，显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辇上，辇身满是箭痕，周围横七竖八堆砌着死尸，惠帝身中三箭，脸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当时留在惠帝身边护驾的只剩下嵇绍一人，嵇绍穿着朝服，下马登辇，用身体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逡而至，看到伤痕累累的君臣二人，从服饰上辨认出二人身份，这些士兵当时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
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中。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聊以充饥。
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成都王派出中书监卢志去将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随行护驾。
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
整个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乱、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史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众所周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诱因是“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一派与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势力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摘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2005年修订版，P26）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的前三十年可以视为东海王、成都王两个阵营冲突的延续、升级与失控。这一点可以从西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都与成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刘、石为敌的王浚、祖逖、刘琨、鲜卑段部，都曾是东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政权，即日后的东晋朝廷，则更是东海王精心培育的结果。
这两个壁垒分明、相互仇视的阵营是何时形成的呢？就形成于公元304年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惠帝北征。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所以此役是意义非凡的。不过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
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走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