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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
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
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屁股决定脑袋，当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嚣张，更不想助长地方势力的气焰。
成都王的最后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为自己心腹如卢志赵骧石超等人讨赏，还为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地方官员，如王彦李毅等人讨赏，别的杂牌军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齐王为了抢执政地位，招募来的军队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临的困难比成都王更加严重。成都王一走，作为执政者，傻乎乎的齐王必须将成都王撂下的担子给承担起来。什么叫作茧自缚？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军队因此就滞留洛阳，吃光粮食事小，影响人心事大。齐王最后的决定是不赏，不过齐王做得又不彻底，与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齐王只给自己的亲信加官进爵。齐王给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车骑将军，然后让何勖领中领军执掌禁军，齐王又封心腹葛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为公爵，号曰“五公”。
于是怨声载道，世人纷纷指责齐王“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却把所有赞誉给了成都王，所谓民心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齐王正逐渐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号召力则与他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
齐王的“不赏”不仅限于非嫡系地方军，对于洛阳中枢的旧臣，齐王也摆出一副有恶必咎、公正严明的姿态。上文提及的东武公司马澹遭清洗仅是一例，文豪陆机也因此差点遭遇杀身之祸。
陆机在赵王伪朝担任中书郎。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地方，惠帝禅让诏书也出自中书省，所以齐王将中书省的官员一网打尽，中书监傅祗，右丞周导、王尊，中书郎陆机、杜育一干人等，统统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陆机吃亏在于名气太大，齐王怀疑那份诏书就是他起草的，要杀他以谢天下，幸亏有吴王和成都王两位王爷替他求情（吴王是陆机的故主，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通过做吴王属官出仕的），另外齐王也查清了禅让诏书出自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之手（《晋书》如是说，但很可能是笔查不清的糊涂账，所以推诿给孙秀、司马威，反正两人已死，死无对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陆机才逃过一劫，改为减死徙边，没几天遇到大赦，免罪。
百无一用是书生。陆机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齐王要杀他，陆机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摇摇笔杆子，写了一篇《豪士赋》骂齐王出气。这篇《豪士赋》及其序文流传至今，陆机在里面拐弯抹角地讥讽齐王欺世盗名，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就像树叶本来就已经根基松动，恰巧吹过一阵风，落下树来，从表面上看树叶是风吹落的，实则“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凑巧而已。齐王就是那凑巧的风，“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却又没有自知之明，骄横妄为，不知谦损，终有一天要倒大霉。不如功成身退，远身避祸，方可保全。
《豪士赋》及其序文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就齐王而言根本无关痛痒。齐王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不会写锦绣文章，不懂诗书礼仪，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们耳聪目明，擅长于钻营投机。在我们这个流氓横行、充斥强盗逻辑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风流人物。
齐王的“不赏”也得罪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齐王马上就品尝到苦果。永宁元年八月，禁军左卫将军王舆与齐王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密谋发动政变，废黜齐王。
这已经是王舆第三次在“八王之乱”中出场，回顾一下他历次出场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反复之人。
王舆第一次出场是在淮南王事件里，当时淮南王试图控制皇帝，时任尚书左丞的王舆紧闭宫城掖门阻止淮南王入宫，结果淮南王战死街头，王舆被赵王任命为左卫将军，统领殿内左卫禁军；
王舆的第二次出场是在成都王兵临城下，赵王末日将至的时候。王舆与广陵公司马漼倒倒戈一击，杀孙秀、擒赵王、迎成都王入城；
按说王舆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