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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派小儿子前来阻止，没想到儿大不由爷，孙弼根本不听劝，孙旂气得恸哭不已，后来孙氏果然受牵连，满门罹难。
在宗室方面。赵王以哥哥平原王司马干为卫将军，梁王司马肜为太宰、守尚书令，增封二万户，任命东武公司马澹为领军将军，任命广陵公司马漼为左将军、散骑常侍，东海王司马越为中书监。此外，赵王召回九年前被流放带方的东安王司马繇。
在太子刚死之时，有议者说要立淮南王为皇太弟，现在惠帝已确立皇太孙为嗣君。为了安抚淮南王司马允，赵王任命淮南王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领中护军。
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赵王花了很大力气来笼络宗室成员。可是很莫名其妙，赵王百密一疏，竟然漏了一个最最应该笼络的宗室近亲，齐王司马冏。
如果没有齐王，兵变也许就不会成功，齐王也是宗室里面除了几个亲弟弟以外，离惠帝最亲的人。连未参与兵变的淮南王可以享受开府殊荣，统率洛阳一半的禁军，而亲临前线冲锋陷阵的齐王，事后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个游击将军。
齐王很不满意。
与齐王同样心怀不满的是淮南王，不过，他吃的是不可以拿到阳光底下说的暗亏，淮南王想做嗣君原本就是非分之想，司马臧被立为皇太孙那才是名正言顺，因此，淮南王只是一个人偷偷地表示遗憾。
他俩的怨气被人捕捉到了。
当时兵变刚刚过去，洛阳城内翘首观望，人人自危。赵王和孙秀以前劣迹不少，屡次遭到弹劾，那些曾经得罪过他们的臣子全都惶恐不安。
潘岳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美姿仪，辞藻绝丽”，昔日走在洛阳街头可以引起妇人围观，“连手萦绕，投之以果”的美男子如今已经两鬓斑白。永康元年潘岳五十三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对他而言，天命很残酷，他一生汲汲于仕进，却屡受打击。
十年前潘岳阿附杨骏，不久杨骏倒台，连累他差点被杀，幸亏得到故人公孙宏相助才逃脱一死；此后他依附贾氏，甚至不惜尊严，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晚辈贾谧屈膝谄媚，连他的母亲也看不过去，责备他“不知足”。谁曾想贾氏说倒就倒，潘岳十年努力一朝化为泡影，他发现新贵赫然竟是故人孙秀，沮丧之情立刻转化成恐惧。
他乡遇故知，但故知是仇敌。潘岳的父亲潘芘担任过琅琊内史，当时孙秀是他手下的小吏，服侍过潘岳，潘岳那时少年气盛，屡次因为过失而鞭挞孙秀。谁曾想世道轮回，二十年后，孙秀竟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天下的中书令，潘岳反为案上鱼肉。
潘岳战战兢兢，不清楚孙秀是否记仇，于是有一天，他退朝时偷偷向孙秀试探，问：“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那意思是说，孙长官，你还记得我们昔日的老交情么？
孙秀瞥了他一眼，幽幽地说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是《诗经》中的一句，意思是说，我一直惦记在心中，何日敢忘啊。
一桶冰水当头泼下，潘岳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了。
同样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还有冯翊太守欧阳建。当初赵王在关中胡作非为的时候，提议处斩孙秀的除了解结、解系，还有欧阳建。如今解氏兄弟被满门抄斩，欧阳建自度无法独善其身，于是躲到舅舅石崇的金谷园里。
石崇是有名的富人，所居金谷园美轮美奂天下所无。乱世之中有这么庞大的家产，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觊觎的祸根，更何况石崇还是有名的贾氏党，“二十四友”中的活跃分子，来日大难看来不可避免。
而石崇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依然我行我素。石崇家有一个歌妓叫绿珠，美艳无比，善吹笛，孙秀听说之后，派人向石崇讨要。石崇把家里的侍婢一字排开，让使者自己挑，使者说：“奉命讨要绿珠，别人不要。”石崇大怒，说：“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威胁石崇三思而后行，石崇说不给就不给。
使者恨恨而去，石崇知道这回真的捅了娄子，于是召来潘岳、欧阳建商量对策。
商议的结果是：赵王不得人心，不如结纳淮南王、齐王再发动一次兵变，推翻赵王，杀孙秀。
但是石崇等人机事不秘，孙秀当时正密切注视着洛阳城里的一举一动，他很快发现了石崇等人的异常举动，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淮南王暗地里豢养了不少死士。
孙秀赶忙与赵王商议对策，齐王势单力薄好对付，淮南王才是心腹大患。两人决定先除掉淮南王，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夺掉淮南王的兵权。于是第二天惠帝下诏，解除淮南王镇东大将军的职务，由彭城王司马植接替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
仅仅解除扬江二州兵权是不够的，于是马上又有第二份诏书，任命淮南王为太尉。
当时永康元年秋八月，这份诏书逼迫淮南王与赵王喋血京城。
七、白虎幡
太尉是三公之一，一品官职，名义上掌管天下兵马，到了晋朝实质已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闲职。此前担任太尉一职的有何曾、汝南王司马亮、高密王司马泰，他们不是朝廷宿老就是宗室前辈，年龄都在五十以上。永康元年，淮南王司马允不过二十九岁，赵王就想让他提前过晚年生活。
惠帝的诏书在任命淮南王为太尉的同时，解除了他中护军的职务，所以这道诏书明升暗降，表面看来是给淮南王升官，实质是想夺他的禁军兵权。淮南王当然不乐意，这位皇弟在兵变发生之后就提防着赵王，一直告病假不参加朝会。当黄门郎来宣诏的时候，他依然躲在卧室里不出来，说自己病了，没办法受诏。
这种态度无疑是很不正确的，容易授人以柄。孙秀高兴坏了，他派侍御史刘机带着手下令史、吏曹、军曹、法曹一干人等气势汹汹，赶到淮南王府逼迫淮南王受诏，淮南王还是称病，不从。
刘机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他命令手下逮捕淮南王的从官，并且表示将要弹劾淮南王拒诏，这是大不敬的罪名。
淮南王被激怒了，他一巴掌打翻刘机，劈手夺过诏书一看，火冒三丈。按理诏书应该由中书令或中书监起草，盖有皇帝玺印。当时的中书令是孙秀，诏书有孙秀笔迹，这无可厚非，可是，可是这份诏书没有皇帝玺印！也就是说，这份诏书实际只是孙秀写的便条。孙秀如此明目张胆的矫诏实在忒大胆，矫诏当斩！
形势瞬间逆转，淮南王一边下令关门抓狗，一边指挥手下操家伙，将刘机一干人等拿下。
刘机不愧叫刘机，见机不妙转身夺路狂奔，淮南王追赶不及，只砍倒刘机的两个令史。事到如今不得不反了，淮南王恨恨回到府中，招集家兵，还有他平时豢养的死士，说道：“赵王欲破我家！”
养兵千日，就等着这一刻。众家兵、死士齐口同声：“随殿下差遣！”
于是淮南王率众出门，沿路大呼：“赵王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
这一招学的是汉代的周勃。当年周勃等人要发动政变推翻吕氏，周勃招集长安北军训话：“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禁军全部左袒，于是发兵攻杀吕产、吕禄，捅立太宗汉文帝。从此“左袒”就成为关键时刻表明立场的标志性行为，标榜自己拥护王室、扫除奸佞。
淮南王起兵是个突发事件，如果是蓄谋已久，必定不会如此仓促草率。那时淮南王与齐王接触尚浅，或者根本就没有开始，事件从头到尾就只见淮南王孤军奋战，齐王、石崇等人袖手观望。
而淮南王的兵力十分有限，他手下死士七百，全部是从淮南带来的剑客，武艺高强，这部分应该是进攻主力；余下还有淮南国国兵，按武帝咸宁三年定下的制度：“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淮南国是大国，淮南王未之国，所以按例只有一百个国兵。
史书上说，在淮南王的感召这下，一路上“归之者甚众”。这句话很模糊，“归之者”军事素养应该都不高，而且“甚众”只是概数，不可以过多估计。
因此满打满算，跟随淮南王发动政变的士兵，总数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并且战斗力良莠不齐，其中正规军只有八百人左右。
这点兵力根本不够赵王塞牙缝的，淮南王的失败在他追杀刘机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虽然力量弱小，但是淮南王的战术是十分正确的。他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