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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中，皇帝哥哥很诚恳地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并且表示京城有骠骑将军，加侍中、录尚书事等一系列重要的职务非他莫属。惠帝还让他享有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这份荣誉曾经被赏给立有大功勋的羊枯、杜预，也曾经赏给被武帝猜忌的齐王司马攸。
秦王柬不想去琢磨自己属于哪种类型，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他的母亲姓杨，所以他不可以再占据被称为“天下形胜之地”的关中。接替秦王柬都督关中诸军事的，先是叔祖梁王司马肜，然后是另一个叔祖赵王司马伦。
关中以及关中以西的雍、秦、凉三州，是汉族、羌族、氏族、卢水胡等杂居的地方，也是晋朝最先起动乱的地方。在梁王、赵王都督关中期间，羌族、氏族叛乱频起，关中民不聊生。无数流民背井离乡，向南涌入蜀中，重重冲突之后，有氏族枭雄李雄割据蜀中，成立伪朝；为了镇压李雄，朝廷在江南大肆征兵征粮，结果官激民变，又引发荆州张昌叛乱。
天下之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八王之乱”未波及江南、蜀中诸郡，但是蜀中最先分崩离柝，江南三度发生叛乱。追溯起源，不得不怪罪于梁、赵二王的统驭无方，也不得不怪罪于中枢用人不当。这是后话，容后详表。
秦王柬到洛阳之后进位为大将军，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够干涉朝政。秦王柬在洛阳战战兢兢，整日忧虑，他屡次要求还藩，回到关中的秦国去，但他的请求如泥牛入海。
半年之后，秦王司马柬突然死去。史书上未记载死因，只写道：“元康元年九月甲午，秦王柬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他的皇帝哥哥也十分悲痛，下诏“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秦王柬生前死后，都享受了与他叔父齐王司马攸相同的待遇。
与秦王司马柬的心情截然相反，汝南王司马亮在赴洛途中，绝对是兴高采烈的。晋朝人把意料之外得来的东西叫“傥来之物”，汝南王就被一个天大的傥来之物给砸晕了。所以，他没有去仔细推敲这一份诏书，他也没有在意身边人的议论纷纷，他是到了洛阳之后，才发现这份诏书的不合理之处：
“嗯？为什么辅政大臣没有一点兵权？”
说完全没兵那是歪曲事实，汝南王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多少兵呢？一百骑兵加一千亲兵，作用相当于仪仗队，这是惠帝给汝南王的优宠，“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卫瓘也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同等待遇，武帝时他就被特许拥有一百亲兵，现在惠帝给他增拨至一千。
这种肱股大臣才能获得的浩荡皇恩羡煞旁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不知是否可以很恶意的揣测，这是观众贾皇后为了增加打斗场面的观赏性，而有意布置的背景。
不管怎么样，即使反应迟钝如汝南王，也看出来靠这一千兵马是成事不足的，想要让自己说话更有分量，必须手里握把刀。所以到汝南王施政的首要大事就是拉拢禁军，他老人家宣称要“论诛杨骏之功”，统计了参与政变的禁军将领人数，然后大手笔，一次性封侯一千零八十一人。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就在不久前，还有人在先帝灵柩前大赏群臣笼拢人心来着。接下来还有眼熟的，还记得那个尚书左丞傅咸么？当初劝过杨骏不要滥封滥赏的那位，现在他已迁官为御史中丞了。
傅咸写信给汝南王，劝诫汝南王不要走杨骏老路。傅咸说，这次政变应该归功于皇帝的英明领导，殿下却如此滥行封赏，“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会使大家以后都希望国家有乱事，好浑水摸鱼。如此一来就很危险了，此前东安王司马繇行赏诛伐随心所欲，已经招来了不满，本以为殿下会矫正这种错误，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群臣“莫不失望”。我傅咸“愚冗，不惟失望而已”，还十分替殿下你担忧啊。
与当时杨骏的态度相似，汝南王对一切谏言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可以用来对付傅咸这种文官，但如果将楚王也视为空气，那就很危险了。
汝南王偏偏就这么做了。
就如傅咸在信里所说的，“在讨伐杨骏的时候，（汝南王）远在许昌，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现在风平浪静了，汝南王却来抢功，楚王肯定是有情绪的。而汝南王不仅不安抚楚王，还插手楚王的禁脔，试图到禁军里面去拉关系，这分明是在挖楚王的墙角。
楚王还没来得及发怒呢，汝南王又马不停蹄地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汝南王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宗师”。所谓“宗师”相当于司马家族的族长，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由于职务之便，汝南王对于司马家族内部的家长里短十分熟悉。汝南王知道哥哥琅琊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东武公司马澹与东安王司马繇，兄弟俩一向不合。
东安王司马繇的为人，从他杀人如草芥就可见一斑，但是《晋书》还是替他找了一些好辞来掩饰，说他“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言下之意，他还算是一个好人。
东武公司马澹比他弟弟更不如，连《晋书》都找不到词替他掩饰，只好实话实说，说司马澹“性忌害，无孝友之行”。据说他一直眼红司马繇在外面名声比他好，一直妒忌父母从小对司马繇的宠爱胜过他。因为这个可笑的原因，他对司马繇“恶之如仇”，经常到处造谣诋毁司马繇。
汝南王当政的时候，东武公正在洛阳担任中护军。中护军手中的禁军兵权是汝南王正迫切需要的，所以东武公也成为汝南王要重点拉络的对象。东武公见缝插针，向汝南王进弟弟的谗言，他说：“司马繇专行诛赏，欲擅朝政。”
汝南王也早就想处置东安王，东安王杀人如麻，罪行是人所共睹、记忆犹新的。可是，东安王毕竟新立了大功，这么早就过河拆桥，汝南王还是心存顾忌。
汝南王正在考虑找什么借口向东安王发难，东武公就将借口送上门来了。在傅咸写给汝南王的信中，早已经提到了东安王滥杀无辜，群臣有不平之声；现在连东安王的亲哥哥都看不过去，不惜大义灭亲，可见东安王确实罪恶滔天，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汝南王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嘴脸，要替文鸯等人报仇雪恨。
元康元年三月庚戌，汝南王进京辅政的第八天，惠帝下诏追究东安王司马繇的罪行，内容包括：矫诏、擅杀东夷校尉文鸯等。惠帝罢免了东安王一切官职，以公就第。后来听说司马繇不服判决，有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论，于是又褫夺东安王王爵，废黜为庶人，发配辽东带方郡（在今天的北朝鲜境内）。
司马繇遭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权力的胜利，它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谁的力量大，谁就掌握话语权；强者对于弱者，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这个法则将贯穿“八王之乱”的始终、贯穿整个两晋南北朝、贯穿中华几千年一切盛世与乱世。
东安王的被贬震动了楚王。楚王与东安王的关系就如当年的韩信彭越黥布，功戚一体，昔日彭越的死激起了黥布的谋反之心，如今东安王的下场肯定也会令楚王兔死狐悲。楚王也许不用担心鸟尽弓藏，但是原本就已愤愤不平的心情再被如此横拉一刀，依着楚王“狠戾”“刚愎好杀”的脾气，难免会有挥刀砍人的冲动。
不过楚王当时并没有什么大动作，这可以看做是他成熟了，懂得了克制；也可以看做他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或者，也可以猜测为楚王有动手的冲动，但一时找不到动手的借口，毕竟没有诏命擅动京城兵马，那可是谋逆的大罪。
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楚王与汝南王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而汝南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刀口上游走，他正心情大好的与卫瓘商议着如何重组政权。
也许是因为洛阳城中无可用之人，也可能是汝南王不得人心，得不到群臣的拥护，汝南王觉得人才紧缺。他的解决方式是让惠帝下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就是要从地方选拔官员入京任职。汝南王的动机一目了然，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亲信，但是这一措施必然会遭到洛阳那些京官的反感。傅咸就曾劝阻过汝南王，可惜汝南王又来个充耳不闻。
如此磕磕磕碰碰地过了三个月，汝南王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在洛阳站稳了脚，他忍不住要对楚王下手了。汝南王与卫瓘决定，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