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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背景上，我们目睹着格瓦拉的骸骨以那么隆重的方式运回到了他的故
乡古巴，耐人寻味的是，三十年前，强硬的格瓦拉发誓要加以粉碎的便是今天这个
给予他隆重礼仪的世界；我们又看见穷途末路的红色旅在不久前通过媒体宣布了她
自身的瓦解，这些一度在罗马、伦敦、巴黎到处乱扔“莫洛托夫炸弹”的理想主义
者，现在终于向她绝对憎恨的既成秩序伸出了橄揽枝，以自我崩溃对它昔日的恐怖
存在作了一个终结；曾令人不寒而栗的新芬党人现在每天以他们和蔼可亲的微笑频
频亮相于电视媒体上，让天下不得安宁的卡扎菲先生而今也不再是日报或晚报的头
版头条……现在，这个世界不用恐惧它既定的生活节奏被某个蒙面客的靴跟所踩扁；
这颗星球上的男女不用恐惧自己遵从的生活方式被某一枚塑胶炸弹所炸裂，野蛮的
暴力不再如同一个不祥的咒语始终悬挂在渴望平静的人们的头上，无法控制的激越
情感正逐渐地退出这个时代，一同退出的还有激越的举动和行径。
但仿佛，一种获得必然将以另一种丧失作为它的代价。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突然省悟到，在文化和心灵的意义上，人们的生活里再没
有出现过喧嚣不止的伍德斯托克之夜，视域中再没有闪动过诺曼·梅勒也加入其中
的那一次永驻史册的“夜晚的进军”，耳膜间也再没有被约翰·列农、米格·贾克
尔、鲍勃·迪伦等等撕心裂肺的吼叫所震动。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在既定秩序下复制
着他们的生活，那生活里有着的是拉夫劳伦服饰的皱褶、乔其·阿马尼香水的余味、
坎贝尔笑魔中的妩媚。他们不再被任何东西所惊醒，除了他们的上帝和神抵范思哲
被原因不明地谋杀；与此同时，还没有进入中产阶层的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受控于
“向上爬”这个一体化的时代程序中，在今天的生活中，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
由平民到中产的程序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用天才、睿智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话
来说“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
在这样的情状下，重提“激越”便显得极其重要，而球场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
也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容纳激越美学的理想场所，我指的是六月巴黎的那些球场。
我没有说当我们和皮耶罗、英札吉、博格坎普、罗纳尔多在电视上相会时，那
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鼓吹的“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认为，
那只说明我们的肤浅不说明其他什么。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这样认为，邂逅他们，
邂逅生龙活虎于二十世纪最后时光中的这些天才运动员将让我们可以再次靠拢“另
一种生活方式”。
在海浪一般起伏的人群中，在纸屑、烟火、旗帜所构成的氛围中，我们和某个
来自格拉斯哥某个来自圣保罗的年轻人一样地神不守舍，但我们和他们有着明确的
分野。他们要的是英国足球队在欧洲大陆的彻底胜利，或者要的是巴西足球队在施
宾格勒早就预言过的“沉没的西方”中的凯旋而归。我们要的只是六月巴黎提供的
那个宏大的空间，那些激越的场景，那份不同寻常的气氛。在如此开阔的广场上，
人类中的精英你死我活的搏杀有力地激发着我们生命中尘封已久的情感，使我们已
经十分枯萎的生命之泉获得再次的滋润。
是的，在六月巴黎那些足球场上演绎的其实是人类的一部生生不息的生命史，
它无情地粉碎了规整的小市民生活所要求的平静、平淡、平衡和平庸，将我们重新
召唤回伍德斯托克之夜，约翰·列农的时代，甚至更为古老的剑胆琴心、义薄云天
的苍凉岁月。
激越的’98世界杯，激越的法国足球广场，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类
生命在这里恢复了她的本真意义，或者说，生命超越了她寻常的意义。
为现实而哭泣
在经历了我们生命的大喜大悲和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后，现在，我们终于瞭望到
了新秩序的城墙，是足球的新秩序城墙。
在这堵城墙里，我们目睹着新酋长正踱着他的方步，在他胜利者的脸庞上你依
稀可见古高卢人的傲慢和现代法兰西人的骄纵，而在这个城墙之外，我们亦日击了
那些落荒而走的人们，他们是条顿武士的后代、罗马斗土的后裔以及生存在巴西高
原印欧混血人群的后辈。一切正如我们在这个无比奇妙的六月开始时所预言的那样，
当充满了渴望、焦虑、憧憬和想象的七月过去之后，在旧秩序倒坍的城墙上飘扬的
正是我们从最初便已瞭望到的这一而新的旗帜，它书写的正是新王者的名字。但我
们并不愉快，更不用说狂喜了。
这是因为我们钟情的巴西人在最后的一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击倒了吗？
也许。
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或者讲得更精确一点，对每一个在1982年便通
过电视媒体而初识着足球世界杯的人来说，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迷恋起巴西人的足
球天赋，也都会不可遏止地产生着一种“巴西情结”。每一次世界杯上，他们最无
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败。他们深刻地记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这
些年份里与巴西人对垒的那些家伙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些家伙令他们的天才蒙
羞，令他们只能悲愤交加地发出“天应巴西”的长叹。1998年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
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的英雄倒在夺取皇冠的最后一步的路途上，
只差一步。
让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毁的事实（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
阻挡地发生），因为巴西人被摧毁意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被毁灭、记忆的被抹消和文
化的被淹没，意味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遭受到
彻底的窒息。
侥幸的法国人有权利获得这个世界的恭维。尽管这支全世界公认的毫无攻击力
的足球队在决赛时刻是用头而不是脚将足球送进了巴西人的网窝，尽管这种方式本
身便是对足球艺术的亵渎，但功利主义的世界正如此为他们辩解着：上帝站在他们
一边，命运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新秩序是颇为可疑的，也是经不起多加推敲的。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古典主义者的身份拒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者
的逻辑和思想，我们固执地将目光投向巴西高原，投向下一个四年。在这个夏季酷
热的夜晚，为巴西人哭泣的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灵魂。
悉尼会理想一点吗
四年一度的人类大聚会已在亚特兰大划上它的休止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
代表正陆续从新大陆这块土地回归各自的家园。已有无数个细节、无数个事实证明
着这届奥运会的与众不同，仅从197个国家、地区相会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便足以说
明人类的沟通乃至整会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又能够面对真相的话，我们便知道还有着不少的细节和事
实同样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不尽如人意，证明着人类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仅以裁判打分为例，我们便目睹了许多天才的体操运动员被“谋杀”于不公正
的判决中；不少优秀的球类运动员被“绞死”于充满着私心的裁决下，而某些才华
平平的运动员则因了东道主、特殊的民族联合体以及其他等等原因，在裁判的支撑
下而扶摇直上。
倘若说在巴塞罗那、在汉城人们被兴奋剂这个梦魔所困扰的话，那么，在本届
奥运会困扰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兴奋剂”——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它是无法以
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和量化的，它是一种隐蔽的“约翰逊病毒”（假
如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因此，它的毒素就来得更为厉害。
这一切让我们再一次陷于失望之中。因为自从伟大的顾拜旦在百多年以前重新
阐述了古希腊人有关体育、竞技、运动的诸种理念以后，人类在她已有的二十六届
奥运会中，不仅没有彻底恢复古希腊人那份明净的天空，不仅没有再现古爱琴海那
片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蔚蓝，反而不断地被性、暴力、拜金主义、种族情绪和兴奋剂
等等黑雾所笼罩，反而与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日渐疏远。
也许我们过于理想主义，但正是理想主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下一次奥运会，在
悉尼，这一切会有所改变吗？
让我们期待悉尼。
中年的节制和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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