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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匀称的身材，朴素中透出大方，文静中显出灵气……赵其昌呆愣着，粗黑的脸上火一般地发烫，心在扑扑地跳动，脉管里的血液在剧烈地流动奔涌……。眼前的姑娘不正是心中向往已久的“嘉尔曼”吗？今天，她正微笑着，神话般地走来了。
“你是……”赵其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尽量不露声色地问。
“我是公路局工程队的技术员，学公路的，负责技术指导。现在我们正在铺修定陵门前的公路，想找你们考古队一块研究一下具体施工方案。”姑娘说完，淡淡地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赵其昌想想：“晚上吧！我带几个人去找你。”
“不用了，还是我找你们吧。”
姑娘说完，又如一朵彩云，飘然而去……
在考古队，赵其昌不能不算一个怪人，从性格到爱好，有时真叫人难于捉摸。他生就的一副好身体，个子不小，粗黑又健壮，中学时就踢足球，大学里又参加了校篮球队，长跑时一高兴就驮上沙袋围着大操场跑上两圈，汗也不擦又走进图书馆，扎在书本里，聚精会神，一坐就是三个钟头。这种矛盾的性格到定陵又有发展，为了啃完一部厚大的线装书，他能从早到晚足不出户，中午随便抓起一张大饼抹上芝麻酱、辣椒面，随吃随读，通宵达旦，次日一早又去爬山了。他宁肯从山崖上抽几根灌木条来编一个兔子窝，弄几棵小草去戏耍兔子小崽儿，也不去睡上一小觉。他说：“劳动是休息，爬山也是休息。”这一切都被姑娘听说了，看到了，使她迷惑不解。城市的姑娘，自然有她的理想，她只想把公路铺得平平的，修得长长的，给千万人带来方便。但是今天，她已远远不满足于这一点了，她想探索一下这匹野马的本性，有时还试着想制服它，或者骑上它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天涯海角地跑下去；有时甚至梦想参加他们的考古队。
一个阴雨天，姑娘突然跑到赵其昌的小木屋，雨衣一甩，把他手中的书本夺过来一扔，就嚷嚷起来：“白老的探险我听腻了，今天休息，你得给我讲讲你！你的流亡生涯，讲不好我不走……”有点撒娇，却又一本正经的。
其实，赵其昌的年龄并不大，经历也并不复杂，道路倒是充满了曲折。他出生在河北省号称“药都”的祁州（安国县）乡下，祁州的“药王庙”闻名遐迩，又和元曲大家关汉卿有乡曲之谊。日本鬼子来了，学堂上不了，书念不成，受了点封建诗书家教。他经历过“五一大扫荡”，“三光政策”，见到过“大日本皇军”用刺刀杀人，一片血淋淋，可把他吓坏了，随着药材商人跑到了国统区的洛阳，去寻找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的父亲，在那里考入了河北省立流亡中学。第二年日本进攻洛阳，他又随着流亡学校西迁，开始了流亡生活。
只要一提到他那流亡学生时代的生活，赵其昌还总是那么一往情深。他把讨吃、要吃有时是抢吃的叫化子式的生活比作诗、比作画，那饥寒劳顿早已忘光了。他认为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一段生活值得回味，潇洒、惬意，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今天面对这位短发女郎的提问，他像是回到了童年，一派天真，回答问题又严肃得像幼儿园考试。
“你到过洛阳吧？日本鬼子一进攻，我们是一溜烟儿逃出这九朝故都的，最初还带着书本，背着行李，最后都扔光了。沿着伊水西行，踏上伏牛山羊肠小径，又穿过‘兰关’天险，步行三个多月才到达古城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没过多久，又沿着左宗棠西征的驿路到达甘肃，穿过天水，在秦安县泰山庙才安定下来，结束流亡生活，补习荒疏将近一年的初中功课。刚逃出洛阳，路过伊川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宋代大儒‘二程夫子’的家庙，又在白杨古镇卦摊算了个卦，卜卦先生说我命运不好，一生坎坷，我不信他的胡掐。向我要卦礼，‘卦礼’就是要钱，我没有，把历史课本丢给他了，让他学点历史知识，开开窍。说到坎坷，那山路才真坎坷，不过风景可美极了。美术教师翟先生，沿途不住地写生作画，让国民党大兵给了两耳光，说是特务画地图，同学们围着大兵起哄，大兵急了，要开枪动武，差点闯出大祸。在龙门大石佛前，我真想过出家，可是那里只有石窟造像，飞天、力士、佛祖、菩萨，没有庙，也没有和尚。在甘肃天水，我登过麦积山，不过我们的一位好同学登山失足，滚进了深渊，从此我对这佛教圣地失去了敬意。在秦安县城发现了一块刻石，刻着‘羲皇故里’，这里是先祖伏羲的老家。我高兴极了，原来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发迹！就深深鞠了三躬，仍不尽意，又磕了一个头，算是对华夏祖先赤诚的崇敬。当地还传说（三国演义》中马谡失去的‘街亭’就是当地的‘街泉镇’……”
姑娘听得不耐烦，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什么故里、古迹，我没去过，不爱听！你太高兴了，我生气！讲你的痛苦，痛苦！你痛苦我才高兴！”
赵其昌一怔，半天不语。过了一会，儿，低着头念叨：“痛苦！痛苦是有的！不过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后来，直到现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校是公费，而公费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三青团，赵其昌也在其内。他功课在全年级排第一，得过奖学金，当过服务生，刻蜡板，打工糊口，参加过夏令营，当过小头目，上高中还当选过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这些都要交待，再联系到家庭、父亲等等历史问题，处在反革命边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流亡，并不是诗，也不是画，更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而是现实，一次一次说不完的痛苦现实。
“课堂上讲不完的旧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离现实又太远了。有时候我后悔，还不如考个地质系去做一名地质队员，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矿，找不到金矿银矿石油矿，就登上高山断崖，双眼一闭，身体向前一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赵其昌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消沉，谈起话来杂乱无章，有时夹杂几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紧闭双目，无心再听下去，偶尔眼角滚出几滴泪珠。小木屋一片寂静。外面那恼人的雨，淅淅沥沥，却越下越大起来。
三个月后，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赵其昌眼含泪水回答：“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她……”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全面彻底地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对于他们的分手，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十三陵特区的裕陵村，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
三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高保发坐在案桌前，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儿媳妇在外屋做饭，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
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生发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