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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头判辛恕�
付老随后对我们解释：“当年修复古城的时候，我就参与其中。”然后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介绍，“敦煌古城一开始是在汉朝设立了敦煌郡治，当时位于党河中下游绿洲腹地。唐朝时立沙州、元朝时设立沙州路、明朝设立沙州卫，其城址一脉相沿，两千多年都没挪动过地方。”我们沿着路慢慢向前走，虽说此行是为了寻宝，可是置身于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之中，我们还是陶醉在其中。两千年，这里饱经战乱，四周的绿植渐渐荒芜。“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凝神闭目聆听，耳边仿佛还响起了阵阵的厮杀声。
我们绕过几处古建筑，问付老：“付老，您祖上就一直定居在这里吗？”“是呀，小的时候听我爷爷对我讲过，说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我们家祖上因为戍边就迁来这里了，从此之后，世世代代都没有离开过。
我要求你们种树，也是因为太爱这个地方了。”“其实您不用担心，最近敦煌这个地方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吗？”我开始故意地引话题。付老呵呵笑道：“呵呵，你说的是敦煌藏经洞的佛经吧？这次的确规模不小，什么专家呀、外国人呀都卷进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刚子问：“敦煌佛经的事情是真的吗？”“我哪里知道，要说传说吧，的确是有。小时候我爷爷说起过，说外国的科考队在大漠里失踪了，当时的政府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你也知道，那时候国民政府刚执政嘛，没经验哪！”付老的语气很哀叹。“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崔力升问。“我也记不清了，不过好像他们没有在敦煌附近，听说……是哪里来着，哦对，说是出了敦煌后，好像都进了新疆，接着人就莫名其妙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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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城回来，我查阅了一些关于经卷的资料——敦煌在中国的历史上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十九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敦煌的莫高窟，这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圣地，几近销毁殆尽。有一天，一个道士云游至此——他就是王圆箓。他看到莫高窟残破衰败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就在此间定居下来，延续香火。
同时，王道士攒下善男信女的香油钱，从道家的立场出发，修复和改造莫高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清理第16窟甬道时，只听见“轰隆”一声，窟壁塌陷，现出一个洞来。王道士好奇之余，进洞查看，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整个洞内密密麻麻的全是经卷，数目之大，超乎想象。从汉唐盛世一直到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书籍尽在此间。
王道士不敢怠慢，及时将这一消息上报。可惜那时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当地官吏贪污腐败，疏于勤政。此事上报之后，犹如泥牛入海。于是王道士赶紧和居住附近的豪绅商贾商议此事，希望有人可以出资，一来保护经卷，二来修葺庙宇。可这些商贾豪绅一个个面露难色，均不肯拿出这笔钱。
王道士无奈，只得命人封了藏经洞。时间一长，这事也就被人淡忘了。1907年3月16日，莫高窟迎来一位改变了它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湖南籍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蒋孝琬精通外语，为人却贪婪成性，与斯坦因不谋而合。
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主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道士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
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常言“佛道一家亲”，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
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灵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
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打包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