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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和士气都有不良影响，对财政的影响也同样不佳。这就是去年红利减少的原因，从而导致股票价值暴跌，至今我们公司的股票仍不受投资者欢迎。
“我们在内部已开始勒紧裤带，但这还不够。两三年内，如果我们对未来提不出积极而强有力的计划，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萨姆在信里没有提的是，他的因与董事会对抗而被解职的前任总经理兼总裁曾经在领导层奉行一种“任其自流”的政策；大多就由于这种政策，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才落到目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萨姆没提到这一点，在为他的建议做好准备后，他就说下去了。
“我坚决、恳切地建议，”他写道，“我们在英国设立一个费尔丁·罗思研究所，这研究所由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来领导。它独立存在，不附属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研究活动。”
详细陈述以后，他又说，“我深信，我建议成立的新研究分支将加强我们最关键的才智部门，将使我们公司从速发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新药。”
为什么在英国呢？
预见到这疑问，萨姆接着回答。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一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单就本世纪来说，请想一想英国的几次重大发明。这些发明鲜明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青霉素，电视，现代雷达，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就只说这四种吧。
“当然，”萨姆指出，“是美国的公司将这些发明向前推进并获得商业上的利润——这要归因于美国人独有的发展与赚钱的能力，这能力往往是英国人所欠缺的。但最初的发明者，就上述四例以及其他例子而言，则是英国人。
“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什么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要说，这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的区别。两种教育制度各有其长处。
但英国的特点所导致的那种学术研究方面的好奇心无人匹敌。正是这种好奇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拿过来加以利用。”
萨姆详尽地谈到开销问题，然后作结语说，“有人可以反对，认为在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事一项花销很大的计划是轻举妄动，毫不明智。的确，设立新的研究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我认为，如果继续任其自流，对将来不采取果敢、积极而强有力的行动，则更为轻举妄动，更为不明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对萨姆·霍索恩这一计划的反对意见来得既快又猛，简直叫人吃惊。
正如某人所说，建议书“刚从复印机上取下”并开始在公司董事们和少数高级管理人员中传阅时，萨姆的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人都强烈地反对。
“确实英国人有过科学上的全盛时期，”一位董事反对说，“但如今美国人的成就已大大超过他们，因此，萨姆，你的整个论点是可笑的。”其他人的反对集中在——正如董事会的一个成员以激烈言词表达的——“荒谬而向后看的观点，竟然想把研究中心设在一个衰落、老朽、不再时髦的国家里。”
“人家会以为，”几天以后在吃晚饭时，萨姆向莉莲吐露，“我所建议的是：取消独立宣言，使我们重新回到殖民地状态中去。”
萨姆很快就懂得了一点：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并没给他以全权，没让他能够干他想干的事情；也没把他从公司内部的明争暗斗中解放出来。
公司内部勾心斗角的行家是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他也是最早反对萨姆建议的人。洛德博士一面同意在研究上要花更多的钱，一面把花钱在英国搞研究的想法说成是“天真的”，说萨姆·霍索恩对英国科学的看法是“幼儿园的思想，来源于宣传出来的神话”。
这些异常激烈甚至侮辱性的言词写在给萨姆的信里。而此信的复印件，洛德给了他在董事会里的一个朋友和同伙。萨姆一见到信，火冒三丈，马上离开办公室到研究部主任的天地里去找他。
萨姆踏着研究部光亮的地板，沿着空气经过净化、两侧有玻璃护壁的走廊走去。他想起费尔丁·罗思在科研装备上花掉的千百万美元，事实上没限制过钱数。这些现代化、计算机化、闪亮、偶尔显得很神秘的装备安放在赏心悦目的宽敞实验室里，配有许多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里面工作。
这里体现了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却为任何一家大医药公司所必备。为研制新药，花钱几乎从不吝惜。只有像现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花销，才偶尔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洛德正在他那镶护壁板的、摆满书的、光线明亮的办公室里。门正开着，萨姆·霍索恩径直走了进去，随便地跟门外的女秘书点了一下头；秘书刚要不让他进去——忽然认出是谁，就改变了主意。洛德博士衬衫外面罩着白大褂，此刻正坐在办公桌旁，像通常那样皱着眉头看文章。他吃惊地抬眼一看，从那无边眼镜后面，一双黑眼珠瞪着，那苦行僧似的脸上显出对这没通报的打搅颇不满意。
萨姆手里拿着洛德的信，他把信放到桌上，明确地说，“我是来谈这件事的。”
研究部主任半心半意地作出一副想站起来的样子，但萨姆挥手叫他坐下。“不是正式谈话，文森特，”萨姆说。“随便聊聊，我们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洛德溜了一眼桌上的信，由于近视就凑前了一下以证实确实是他的信。
“你不喜欢那里面的什么？”
“内容和语气。”
“还有什么呢？”
萨姆伸手把信纸转过。“字打得很好。”
“我看，”洛德挖苦地笑着说，“现在你当上了总头目，萨姆，大概喜欢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吧！”
萨姆·霍索恩叹了一口气。他认识文森特·洛德十五年了，已经习惯于这研究部主任难以相处的脾性，而且准备加以容忍。他温和地回答，“你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要求的只是在不同意我的建议而进行讨论时，要讲道理，说原因，而不是像你做的这样。”
“提起讲道理，”洛德边说边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我强烈反对你的一段话。”
“哪一段？”
“关于我们研究部的。”查看了文件，洛德摘念萨姆建议书中关于设立英国研究所的几句话。“‘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那就证明我哪里错了吧。”
“我们有不少大有希望的产品即将出现，”洛德坚持说。“我带来的好几位后起的年轻科学家正在研究——”
“文森特，”萨姆说，“这些事我都知道。我读过你的报告，记得吗？
我也赞赏你所吸收的新秀的才干。”
这是事实，萨姆想。洛德多年来强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本事把科学界的后起之秀吸引进来。因为他的声望还是很高，尽管他期望已久的重大发明至今尚未出现。作为研究部主任，洛德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暂时平稳阶段是医药公司的诸多不幸之一，即使拥有最优秀的人员来领导研究也难免。
“我送给你的那些进展情况报告里，”洛德说，“总含有小心谨慎的成分。因为我不得不留神，以免你们或是那一帮子做买卖的对于尚在试验阶段的东西激动不已。”
“我知道这一点，”萨姆说，“而且我同意这样。”他清楚，每家医药公司都永远有拉锯式的斗争，其中一方是销售和制造部门；另一方是研究部门。正像推销人员表述的，“研究人员总是要等到他们对每一项该死的细节都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把握才肯说，‘行了，咱们去干吧！’”同样，制药厂也急于开动机器生产，不愿意看到市场上的一种新药忽然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却责备经商人员，说他们“只想拚命地把药品投放市场，哪怕试验只有百分之二十有效，就为了要击败竞争者，为了要抢先销售。”
“在我报告中没提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文森特·洛德对萨姆说，“在两种化合物上，我们已取得令人振奋的可喜结果，其一是利尿剂，另一种是控制风湿性关节炎的。”
“这消息好极了。”